小国之道之芬兰篇：风中的森林
《战争史研究》第10卷

从地图上一望而知，芬兰是欧洲大陆最北面国家中的一个。它的北边国土几乎延伸到北冰洋，而极南部分比挪威或瑞典的最南端还要偏北许多。
就面积来说，芬兰在除俄国外的欧洲国家中居于第六位，小于乌克兰、法国、西班牙、瑞典和德国。由于1939-1940年和1941-1944年战争的结果，芬兰失去了将近11%的土地，否则的话现在它将是欧洲面积第五大的国家。
这个国家没有给人很深印象的独特风景，比如高耸入云的雪山、险峻的峡谷或者千奇百怪的喀斯特溶洞。但是它有成千上万的湖泊和河川，以及广袤的森林、景色宜人的群岛和港湾。墨西哥湾暖流和冬季的西南风给它带来了温暖和水分，使得芬兰远比同纬度的西伯利亚北部或加拿大哈得孙湾适合人类的居住。
虽然考古学研究已经指出在9000年以前就有人居住在芬兰，但是就现在芬兰人来说，他们的祖先大概只能追溯到公元6世纪左右。这些人来自什么地方，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关于芬兰人种族背景的推测由来已久。芬兰语与其他欧洲语言大不相同，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很接近。俄国北部的科米人、乌德莫尔特人，以及中部靠近乌拉尔山脉的马里人、莫尔多瓦人，也都说一种语法结构与芬兰语接近的语言。匈牙利语常常被说作是芬兰语的近亲，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语言亲属关系是很远的，大概相当于同属印欧语系的英语与波斯语之间的亲缘关系那么远。
由于这种与周边印欧语系各民族之间明显的语言差别，两百年来欧洲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了一些值得玩味的推测。18世纪的芬兰作家倾向于论证芬兰族与犹太族之间的亲属关系，犹太历史上“消失的10个部落”的传说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方便的、诱人的立论出发点。然而没过多久，这种假设就被推翻了。随着18世纪末期语言学家发现英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波斯语与梵语之间的类似点，“印欧语系”这个名词和“比较语言学”的概念出现在语言学研究当中。这一发现启发芬兰人在印欧语系之外的语言中寻找自己的亲族。1844年，芬兰语言学家卡斯特伦（M. A. Castren）宣布“我要向芬兰人民证明，我们并非是一个远离尘世及历史的民族。我们至少同地球上七分之一的人民有亲属关系。”简单地说，他的结论是芬兰人应当与突厥—鞑靼、蒙古—阿尔泰以及满洲—通古斯语系诸民族归为一类。他的许多追随者深信芬兰是远离欧洲大陆的一个种族，这个种族的语言使其被严格地归到了亚洲人种中，通俗地说，也就是来源于蒙古族。
后来的语言学家把卡斯特伦的学说和结论驳得体无完肤。新的研究结果主张芬兰人发源于从波罗的海到俄罗斯中部这一带，而且是纯粹的欧洲人。芬兰人身材高大，虽然平均来说比瑞典人或挪威人矮一点，但高于丹麦人和德国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金发、碧眼、白肤、长颅窄面的，只有6%的人是褐发，2%不到的人头发是深褐色或黑色。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看，芬兰人经过几十代的混血，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人和东波罗的种族 这两大种族的血统显然已在芬兰人的DNA中占有统治地位。不过芬兰人中常见的高颧骨、细长眼睛的面部特征不禁又使人偶尔联想起卡斯特伦的论断来。
不论其远古来历如何，这是从一个其民族史诗《卡莱伐拉》 的古怪神话中诞生的民族。在这些史诗里，不乏坚忍卓绝的英雄与硕大无朋的熊、鱼、麋搏斗的故事。在这个民族安静平和的外表下，有一种被称为“Sissu”的北欧品质，这个词大致上可以翻译为“勇气”或“胆量”。芬兰人就是凭着Sissu，在1939年的冬季战役中以一匹九地对抗俄军，而且在1944年苏联要他们订下屈辱的和约后，也能迅速翻身。今天，使芬兰人能坚守其热爱自由、和平、民主的理想的，也正是这种品质。


从早期开始，芬兰人就被隔绝在北极附近的民族发祥地内，他们一生几乎从未看到过照耀过罗马、拜占庭以及西欧的那种文化之光，也从未给后代留下过任何关于这段原始生活的书面记载，只是有口头流传的诗歌、故事和许多民间传说。芬兰的民族史诗《卡莱伐拉》由此而来，但这一史诗是直到18至19世纪才编辑出版的，加入了很多现代语言，所以不能说是非常古老。
芬兰学者长期以来把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当做有关芬兰的最早纪录，因为里面提到了北方一个叫“芬尼人”的种族。但是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这里的“芬尼人”其实是指更北边的拉普人。
考古发现显示，最早的芬兰人居住在芬兰的西南部地区，但绝大多数居民点都在海边，深入内陆最多的也不超过几十公里，再远就是无法进入的原始森林地带。分散居住的后果是，直到16世纪初叶，整个芬兰的人口也不过40万左右。在丹麦海盗驾舟横行于英格兰、法兰西乃至地中海，挪威海盗在“红人”埃里克松带领下抵达新大陆建立文兰殖民地，瑞典海盗沿着河流上溯到罗斯、建立留里克王朝的时代，早期芬兰人仍满足于狩猎、采集，依靠森林和湖泊里的丰富资源生活。
12世纪中叶，芬兰隐约出现在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记载中。当时的芬兰人仍以部落群居，每个部落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们服从祭司的带领，祭司引导他们崇拜自然和一切自然力量。据说那时的芬兰人经常袭击瑞典东海岸的基督教村庄，已经构成了麻烦，再说他们是异教徒，因此瑞典国王埃里克终于忍无可忍，于1157年发动了对芬兰的东征。当时瑞典也不过刚刚皈依基督教不久 ，因此有关的资料记载也很缺乏，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这次远征是由出生于英格兰的乌普萨拉主教亨利所建议发起的，目的是使芬兰人受洗。这次出征显然很成功，芬兰人被打败了，投诚了，在离土尔库不远的地方集体受洗。埃里克国王和亨利主教后来都被尊为圣徒，圣亨利还成为芬兰的护国神。
随着罗马天主教的传入，瑞典人也迅速扩大了他们的势力。到1300年，芬兰大部分有人定居的地方已经成为瑞典的一部分。波的尼亚湾两岸人口稀少，没有争夺的必要，因此瑞典的猎人、渔人和商人在那里和平地居住了几百年。事实上，瑞典和芬兰构成了一个整体，没有法律和财产上的划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6世纪，瑞典才由许多省组成的松散联邦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国王和朝廷那时才结束从一个庄园转移到另一个城堡的巡回生活，定都斯德哥尔摩。而早在瑞典变为统一的王国以前，芬兰就已被视为瑞典的一部分。
当时瑞典国王并非世袭，而是由各省自由民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从几个家族中选取。作为瑞典的外围边缘地区之一，芬兰慢慢地成为组成这个王国的许多省份之一，可以参加国王的选举；芬兰人拥有瑞典本部居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可以担任任何公职；芬兰西南部与斯德哥尔摩的联系，比起瑞典本部北部和西部各省同斯德哥尔摩的联系，要更为密切；面向瑞典的土尔库（瑞典语名字为奥波，Abo）成为芬兰最大的城市和政治中心。
这一点与波罗的海东岸的土著民族不同。当条顿骑士团征服普鲁士、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时，他们将土著居民变为农奴，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自由。而在芬兰，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因此在瑞典人和芬兰人之间不存在敌对状态，一个王国统治下的两个民族的关系史被称为“天衣无缝”。从中世纪时起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使这两个民族有一种共同的遗产，这种共同遗产的表现和影响在今天的瑞典和芬兰仍然可以看到。
1397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组建了卡尔马联盟，把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和芬兰人统一于一个共同的君主之下。这个联盟虽然给人以强大的政治实体的印象，但实际上却从来没有成为丹麦、挪威、瑞典三国之间牢固的联合。三国都保留了各自的法律，整个联盟人口加起来也不超过15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丹麦人。不过，联盟给瑞典王国的人民带来了和平，高级贵族违法乱纪的现象受到了限制，平民的负担减轻了。
1412年玛格丽特死后，卡尔马联盟没有持续多久。她的继承人埃里克卷入了与德国汉萨同盟的战争，其结果之一就是瑞典的对外贸易完全断绝，捐税不得不增加。而丹麦派去的税吏又非常粗暴，最后就引起了反抗。瑞典人先后推戴卡尔•克努特森和斯图雷家族为瑞典的摄政官，而丹麦、波美拉尼亚和瑞典本国的好几个家族都宣称对瑞典王位的权利。此后70年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芬兰成为瑞典流亡贵族的活动基地之一。
1493年，丹麦国王与莫斯科大公结成同盟，莫斯科大公不久前刚刚吞并了诺夫哥罗德公国。在丹麦国王的怂恿下，俄罗斯人于1495年开始入侵并蹂躏芬兰东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这场战争是不分胜负的，以1497年的和约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和约，芬兰与俄国人之间的边界恢复1323年以来的原状，来自东边的危险暂时告一段落。
这时丹麦与瑞典之间关于卡尔马联盟的战争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丹麦人袭击芬兰沿海地区达好几年之久，1509年对芬兰首都土尔库的袭击尤其严重，整个城市遭到劫掠，土尔库大教堂也被焚毁了。经过几年不稳定的休战，丹麦人于1517年再度发动对瑞典的战争，从海上和陆地两面发动进攻，瑞典人伤亡惨重，连摄政官小斯顿•斯图雷（Sten Sture）都死在战场上。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作出赦免参加战争的瑞典贵族的诺言后，瑞典于1520年9月投降，斯德哥尔摩于9月7日交出了城门钥匙。克里斯蒂安在11月4日进入斯德哥尔摩，加冕为瑞典国王。卡尔马联盟似乎在丹麦国王的控制之下重建了。
可是，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加冕礼却成了卡尔马联盟终结的开始。在加冕典礼后，他于11月7日召集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贵族、主教、市长、市议员和市民代表到皇家城堡参加一次大会，在大会上，他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下令将王宫的大门锁上，将前来赴会的98名显贵的瑞典人全体逮捕，并移交教会法庭审讯。这些瑞典人（包括两个大主教）被宣布为“宗教异端”，接着就在斯德哥尔摩的斯图特霍夫市场斩首了。小斯顿•斯图雷的尸体也被从坟墓中挖出来烧毁。大规模的处决随后蔓延到瑞典和芬兰各省，每10个瑞典贵族中抽杀一个，许多芬兰的大贵族也被丹麦刽子手砍了脑袋。克里斯蒂安二世的血腥决定导致瑞典全国极其猛烈的武装反抗，其结果就是古斯塔夫•瓦萨把瑞典—芬兰从卡尔马联盟的重累下解放出来，从而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君主国家。
1523年，23岁的贵族领袖古斯塔夫•瓦萨成为瑞典国王。他对德国刚刚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很感兴趣，因为与丹麦继续进行的战争和国内的阴谋骚乱使得国王需要更多的赋税和金钱，只有富有的天主教会可以提供这些。1527年5月，瑞典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个脱离罗马教廷的国家，教堂瞬间失去了财富和权利，教会财产、土地、以及什一税和“彼得钱” 等收入全都转归王室所有。宗教改革运动也传到芬兰，弥撒、圣水、洗礼、临终涂油礼和瞻仰圣骨等仪式全被废除。土尔库主教阿格里库拉（Mikael Agricola）从德国引入了马丁•路德的全套教义，他主持翻译的《圣经》构成了近代芬兰语言的基础。
古斯塔夫•瓦萨把王国看作他的私产，对于利用它的资源来照顾自己的亲属决不犹豫。1556年，古斯塔夫的儿子约翰获得了芬兰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芬兰公国。有些历史学家将这一事件看作芬兰地区首次出现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标志，但是实际上这个芬兰公国完全是瑞典王国的一部分，其居民仍向瑞典国王宣誓效忠，没有自己的代表会议，主教、法官和其他高级官吏也是由瑞典国王直接任命。
1563年，觊觎王位的约翰被他哥哥埃里克十四世关进监狱，“芬兰公国”也就被取消了。直到1568年，约翰才勾结贵族发动政变，驱逐了他哥哥，登上了王位。为了奖赏芬兰人对于战争的贡献，他将其升格为“大公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芬兰的实际地位有什么改进。


当时从瑞典到西欧只有一条航路，即由丹麦海军和海岸炮台牢牢控制的厄勒海峡。只要瑞典与丹麦保持敌对状态，这条通路对瑞典就是关闭的。汉萨同盟的城市控制着穿过德国北部的南方贸易路线，他们从关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古斯塔夫•瓦萨及其儿子们密切地注视着东方，尤其是控制着爱沙尼亚和立窝尼亚的条顿骑士团自16世纪50年代显露出崩溃迹象后，瑞典力图在波罗的海东岸取而代之，并垄断白海至俄罗斯的贸易线路。约翰为此还娶了波兰国王的妹子卡特琳娜•雅盖隆娜，并把他的儿子西吉斯蒙德扶上了波兰王位。控制俄罗斯贸易线路的侵略计划成了此后150年间瑞典历史的基础。
在瑞典与其东方劲敌作战的年代里，芬兰一直扮演首当其冲的战场角色。在与俄罗斯人的头几场战争中，1554-1557年的战争，以及1570年至1595年的“二十五年战争”对芬兰破坏极大。森林中的许多居民点被完全破坏或烧毁了，无依无靠的农民或是被屠杀，或是被掳到俄罗斯去当农奴。就连瑞俄两国作战部队没有蹂躏到的那些芬兰地区也因激增的捐税、摊派和征兵而残破不堪，整村整村的芬兰农民弃家逃亡。
1593年9月，约翰三世去世后十个月，新王西吉斯蒙德的舰队从波兰开到斯德哥尔摩的外港。西吉斯蒙德决心在瑞典建立强有力的君主统治 ，同时还在其天主教顾问的怂恿下试图把天主教重新引入瑞典，为此和瑞典贵族发生冲突，愤然返回波兰，由西吉斯蒙德的叔叔、被称为“弯鼻子查理”的查理公爵摄行瑞典统治权。当时的芬兰总督弗莱明（Klas Fleming）是西吉斯蒙德国王的死党，1596年底，在查理公爵的唆使下，芬兰农民发动了反对弗莱明的叛乱，史称“棍棒战争”，不久蔓延到芬兰的其他地区。1598年，新任芬兰总督斯托拉尔姆调拨军队，对瑞典的乌普兰海岸发动袭击，西吉斯蒙德也率领波兰军队进入瑞典。然而在几场小战役后，他突然决定放弃战斗，逃回波兰。1602年查理攫取了瑞典的王号，称查理九世。
1595年，瑞典与俄国签订和约，重新划定了芬兰的东部边界。1323年划定的俄芬边界大致是沿涅瓦河和卡累利阿地峡蜿蜒向北，直至波的尼亚湾东部，今天芬兰北部的全部和东部的绝大部分地方归俄国所有。1595年条约则将其向东推进，并向北延伸到北冰洋。然而和约换来的喘息并没延续多久。1609年，查理九世恢复了与俄国人的战争，并把这场战争作为一笔遗产留给了他的儿子，被称为“北方雄狮”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斯。
1613年，在向丹麦人支付了一笔巨大的金钱后，瑞典同丹麦缔结了和约，从而得以全力用兵于东方。1617年，瑞典与俄国签订《斯托耳博伐和约》，芬兰湾东部和东南部的俄国领土被割给瑞典，这就把俄国排除在波罗的海之外，为芬兰赢得了一个比较大的缓冲区。这条边界维持了一个世纪，直到彼得大帝时代才有所变更。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在位的时间只有20年。在这20年中，他在波罗的海和波兰的胜利，尤其是他在“三十年战争”中的突出作用，使得瑞典立于当时欧洲大国的前列。在他于1632年去世后，相继发生的许多事情巩固了这个国家的霸权。瑞典已经在波罗的海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帝国，屹立为欧洲未来命运的主宰者之一。
但是，这个霸权只是暂时的，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60年里就被丢掉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的希望。瑞典不得不放弃波罗的海的许多沿岸土地和岛屿，并把芬兰东南的一大块地方割让给当时在彼得大帝统治下正奋起直追的俄国。这些灾难是由少年国王查理十二世的意图和行动造成的，他的招致祸患的统治开始于1697年，结束于1718年。
查理十二世在位的时间差不多全都从事“北方战争”。这次战争起于1697年丹麦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冲突，到结束时，它的后果，特别是对于芬兰的后果，已经成为无法形容的灾难。从1700年到1709年，在波兰、俄国和其他地方大约损失了23万瑞典人和芬兰人，1709年到1718年又损失了12万人，而当时芬兰全国人口还不到35万。芬兰成年男子的1/4在战争中丧生，近1/4的芬兰田地被废弃荒芜，1695-1697年的粮食歉收和1710年的瘟疫大流行又夺去了芬兰大约1/4的人口。芬兰的学校、大学和教堂被关闭或遭洗劫，数千芬兰农民被俄国人俘去充当农奴，贸易和工商业完全停顿。到1721年签订《尼斯塔德和约》时，芬兰人口已经从战前的50万下降至不足30万。
此后又过了仅仅20年，在“北方战争”留下的创伤还远未消除的时候，战争又再次降临到芬兰和瑞典头上。查理十二世死后无子，其妹妹乌尔丽卡和丈夫腓特烈（德国黑森公爵）先后被议会选为瑞典国王。1741年，终生不育的乌尔丽卡病逝，瑞典王位空悬，英、法、俄、丹等国就王位继承人选展开了激烈争夺。在法国怂恿下，瑞典议会“结束20余年的不光彩的沉默”，宣布对俄国开战。
这场由瑞典发动的战争打得特别愚蠢，一部著名的瑞典史曾恰当地指出“瑞典从未打过比这更为不光彩的战争”。在俄国人向前推进的时候，瑞典军队一直在退却，曾有11000名瑞军未发一枪就全体缴械投降。最后只是因为瑞典议会听从了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的命令，选决了她指定的荷尔斯泰因家族的阿道夫•腓特烈为国王，才勉强买得了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和平”。芬兰东南部又一大块土地，连同英格尔曼兰 、爱沙尼亚和立窝尼亚一道被割让给俄国。这次领土割让宣布自1323年《 特堡和约》到1617年《斯托耳博伐和约》这300年间芬兰领土向东扩张过程的终结。1788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又发动了一次对俄战争，它又在芬兰的旧灾难之上再度添加新灾难的危险，加速了芬兰的分离主义倾向，并最终酿成了1809年芬兰与瑞典的分离。


从18世纪初叶起，以土尔库大学（Abo Akademei）为中心的芬兰学术界开始考证探寻本民族的起源。芬兰人被说成“消失的10个犹太部落”之一的后裔，据说他们在诺亚的领导下曾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虽然这些假设从史学方面来说贡献很小，但它们第一次有力地表达了芬兰人民族意识的萌芽。知识分子和中、上等阶级的人开始对芬兰（而非瑞典）有更多的认同感，“祖国”一词开始用以指芬兰而不指整个瑞典王国。这些做法逐渐助长了芬兰的分离主义倾向。同时，地理条件本身也造成了芬兰与瑞典本土间一定程度的隔离。在蒸汽机交通时代以前，芬兰和瑞典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里是完全隔绝的。这也使得芬兰的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观点得以保持其存在的土壤。
在北方战争后的几十年里，正是在芬兰民族感和分离主义意识逐渐增强的时代，有意识的是，其国内瑞典化的进程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增强。芬兰的中上等阶级早就改为讲瑞典语了，而随着天主教势力式微，瑞典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因此懂瑞典语也成了受教育的先决条件。瑞典语在教育、法律、行政、服务等领域占了绝对优势，芬兰人也坦然接受了这一现实，没有人会认为这会引起不满。直到1828年，土尔库大学才设立了芬兰语课程。但是，通晓瑞典语并不等于自认为瑞典人，许多操瑞典语的芬兰艺术家、画家和作家一直在追求芬兰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出于这些特点，悲惨的“北方战争”之后在一部分芬兰人中出现脱离瑞典、在俄罗斯帝国保护之下获得独立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照芬兰的一些军人和其他观察家来看，瑞典是不能阻止俄国的继续扩张的，而它同俄国的战争和割地使芬兰的疆域一步步缩小，这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导致芬兰被俄国完全吞并，而那时芬兰人就没有机会来保障其民族利益了。他们进行策划，打算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使芬兰在俄国保护下获得独立。其代表人物、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高兰•斯普兰特鲍顿上校（G. M. Sprengtporten）向古斯塔夫三世的胞弟南曼兰公爵查理提出让他当独立的芬兰国王，但查理胆小怕事，没有答应这个要求 。
当1788年瑞典与俄国爆发战争的时候，这些军官看到了实现自己设想的机会。1787年，挪威发生反对丹麦统治的起义，古斯塔夫三世对挪威觊觎已久，为了夺得挪威，必须打败丹麦，而为了打败丹麦，必须割断丹麦与俄国的同盟。那时俄土战争一触即发，俄军主力南调至土耳其边境，这正是发动对俄战争的最佳时期。古斯塔夫派特使去波兰和土耳其，组成了反俄统一战线。1788年6月28日，古斯塔夫派遣由芬兰士兵装扮的俄军，在边境小镇庞马拉挑起冲突，随即宣称俄军入侵，向圣彼得堡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叶卡捷琳娜二是“永久归还”被沙俄割走的芬兰土地，撤走波罗的海舰队，请瑞典仲裁俄土战争。最后通牒是7月12日递交的，但瑞军实际上已于6月19日就向俄军发动了进攻。尽管瑞典在几次战役中打了胜仗，1790年7月还在鲁津萨尔米—斯文斯克松德打了一次漂亮的海战，但是军事将领无能、给养不足、军事训练很差这几项因素结合起来，就导致了失败。
在芬兰前线服役的一些芬兰军官很害怕战争结果将会使俄国占领这个国家，他们试图防止这样的事发生。1788年8月9日，112名军官，包括陆军司令官卡尔•古斯塔夫•阿姆菲尔德，在芬兰的安亚拉签署了一份声明，认为“瑞典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因此……那种万不得已而用兵的新年已经消灭了……军事形势已经无望，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是由于我们自己，而是……由于俄国人的体恤，杀人、放火和破坏等事才没有在我们祖国境内发生”。在声明上签字的人说，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他们才送信给叶卡捷琳娜女皇，请她给予瑞典一个体面的和平。这些军官还要求召开议会，审判国王不经议会批准而发动对外战争的行为。他们到处散发手写的小册子，获得了芬兰陆海军官的支持，御弟查理公爵也同意他们召开议会的要求。12月，芬兰贵族在边境小镇帕斯洛召开会议，宣布芬兰独立，推举斯普兰特鲍顿为领袖，并呼吁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予支持。
为了拉拢芬兰军官，叶卡捷琳娜停止了进攻，前线处于停火状态。古斯塔夫三世实际上已经成了自己军队的俘虏，只是由于丹麦宣战，他才得以抽身而逃，将前线这副烂摊子交给查理公爵。由于英国和普鲁士的干涉，丹麦人于11月撤退，古斯塔夫转而对付“安亚拉同盟”，逮捕了在声明上签字的大部分军官，87人被判处死刑。安亚拉同盟只是当时瑞典和芬兰对古斯塔夫三世统治不满的一方面表现，这种不满最后发展到顶点，就是王家禁卫队队长安卡尔斯特鲁姆于1792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化妆舞会上刺杀了国王本人。

古斯塔夫三世遇刺后，王储才13岁，不到法定即位年龄，于是由其叔父查理公爵摄政，4年后才登基，成为古斯塔夫四世。这是瑞典历史上少有的昏庸无能的国王，一反三百年来的瑞典国策，投靠俄国。1805年，他参加以俄英为首的第三次反法同盟，亲赴波美拉尼亚指挥作战，抗击拿破仑。只是他志大才疏，上帝没有赐给他一点军事头脑，每战皆败。1807年，弑父即位的俄国新皇帝亚历山大一世 与拿破仑媾和，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
《提尔西特和约》规定俄国调停英法战争，如果英国不同意讲和，俄国将宣布在一切方面支持法国的要求。如果俄法都卷入同英国的战争，两国将要求葡萄牙、丹麦和瑞典拒绝英国船只进入它们的港口，并对英国宣战。如果它们拒绝这样做，所有这三个国家就要被当作敌国看待。
这三个小国果然拒绝按照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旨意行事。但是由于英国愚不可及地派舰队炮轰哥本哈根并夺取丹麦舰队，丹麦在1807年10月转到提尔西特同盟阵营中。葡萄牙在1807年11月被法国占领，这次行动成了法国于1808年入侵西班牙的前奏。
在拿破仑的支持和敦促下，俄国于1807年11月11日对英国宣战。这个季节波罗的海已经冰封，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俄军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亚历山大看来是不愿意对瑞典采取军事行动的，因为不久前对拿破仑的战争和正在进行的对土耳其的战争负担很重，因此他试图依靠外交压力来劝说瑞典参加反对英国的同盟。古斯塔夫四世拒绝了亚历山大的劝说，希望在1808年春季英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前能够赢得足够的备战时间。亚历山大一世最后决定先发制人，于1808年2月21日入侵芬兰。
俄国人已开始投入了2.4万人的兵力，后来又大大增加。由于俄国的攻势发动得早，瑞芬军队没来得及进行防御部署，节节败退，最后于1808年11月11日同俄国签订停战协定，把在芬兰的全部防守部队撤退到瑞典。
在对瑞典的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芬兰未来地位问题就开始引起芬兰人的不安和关注。亚历山大一世对于如何处理这块新占领的土地举棋不定。一开始他想将其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直接加以归并，但是由曼纳海姆男爵（Carl Erik Mannerheim） 率领的芬兰代表团在圣彼得堡向沙皇分析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考虑使得亚历山大后来采取了另一种方针，即芬兰保持它以前的宪法、法律、行政和宗教体制，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其地位不是一个从属省份，而是一个自治的、立宪的国家。
1809年3月28日，来自四个等级 的125名芬兰议会代表在博尔伐（Porvoo）召开了议会，沙皇于次日参加了正式建立自治的芬兰国家的隆重仪式。他颁布了一项保证敕令，承认并负责保护芬兰的宪法：“朕（We），亚历山大一世，……愿以本敕令确认和批准此邦国的宗教信仰和各项根本法，并确认和批准上述大公国内每一等级迄今所特别享有和普遍享有的各种特权和权利。我允诺维护所有这些权益和法律，使之固定不变并具有充分效力……”四个等级随后举行效忠宣誓，保证接受并尊崇亚历山大一世为他们的合法君主（芬兰大公）。
亚历山大的保证敕令此后一百多年间一直悬挂在芬兰全国各个教堂里，直到1918年芬兰获得独立时为止。俄国皇帝关于维护芬兰法律和宪法不受侵犯的保证，确立了芬兰与俄罗斯帝国合并的性质和基础。虽然沙皇在帝国范围内仍是一个专制君主，但是在芬兰境内却是一个君主立宪制下的国君，他不能以命令统治芬兰，而是必须接受芬兰议会制定的法律和制定的行政官员。从维斯瓦河到黑龙江，从波斯到北冰洋，在沙皇统治的这片巨大而专制的独裁国度中，芬兰成为民主立宪的一片小小绿洲。
有一位芬兰军人领袖这样评价芬兰被并入俄国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芬兰一直是个战场。在每一次战争中，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对国家造成永久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至今还没有开垦的原因。当和平医治了一些创伤，人口开始增长，物质福利也有所增加的时候……（瑞典发动的对俄）战争又降临了。每一次和平都带来捐税和负担的增加，有时比瑞典人所负担的还要重些……这就是我们作为瑞典一部分时所得到的好处。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享受俄国统治者的保护，只要俄罗斯君主国继续存在，芬兰将永远不再成为战场了。就是从这些方面看，我认为芬兰目前（比过去）要幸运些。”


芬兰在俄罗斯帝国中的地位确实非常独特。完全由芬兰公民组成的“钦命芬兰参议院”既是政府，又是最高法院。由于沙皇住在圣彼得堡，因此他任命芬兰总督作为其代理人，但是由于不懂瑞典语 ，历任俄国总督很少参加芬兰政府的会议。在圣彼得堡的芬兰国务秘书处和国务秘书大臣负责芬兰政府与沙皇本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络，驻芬兰的一只为数很少的俄国军队由总督担任总司令，他们驻扎在少数几个驻防地区，与当地居民很少接触。
尽管俄国的国教是希腊东正教，但路德教继续保持芬兰国教的地位。俄国人只有按照归化法才能成为芬兰的公民，因此法律把俄国人与其他外国人置于同样的地位。芬兰的全部税收都用于芬兰本土的公共事务，一分钱也不归入俄罗斯帝国的国库 。从1860年4月4日起，芬兰使用自己的货币——马克和便士，并于1877年采取了金本位，不再和俄国通货有任何联系。甚至原瑞属芬兰与俄国之间的海关界限也始终未变，俄国货物进入芬兰境内需要缴纳关税。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还把1721年和1743年割占的卡累利阿地峡领土与芬兰合并，成为大公国的组成部分，并纳入芬兰海关辖区。
由于芬兰是直接与沙皇本人发生联系的，除了共同的君主外，芬兰与俄罗斯帝国就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点。再加上1809年以后芬兰与瑞典几个世纪以来的联系被彻底割裂，芬兰第一次作为芬兰人真正的祖国而呈现在人们眼前，其民族思想也越来越鲜明。在当时的芬兰，约有15%的人讲瑞典语 ，大多居住在西南和南部沿海地带，而居住在广袤内地的85%的芬兰公民都只会讲芬兰语。尽管许多受过教育的芬兰人认为语法和词汇极其简单的芬兰语是“不发达的”、“原始的”语言，但在1863年，芬兰议会还是说服前来巡视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敕令，规定芬兰语与瑞典语同样成为大公国的官方语言，后来又规定法院、银行、海关、邮局、铁路等部门的职员必须能用芬兰语提供服务。
在1853年至1856年的俄土战争期间，瑞典—芬兰民族主义者再度试图使芬兰脱离俄国的统治，加入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大家庭中来。一本小册子在芬兰广为流传，其中对芬兰人的民族性格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本小册子称，讲瑞典语的芬兰上层阶级根本不是芬兰人，他们属于瑞典民族。瑞典人曾经是、而且将继续使这个国家的统治民族。事实上正是亏得瑞典民族，才有了一个芬兰。在整个历史上，芬兰人表现了他们缺乏征服其邻国的能力。芬兰人“具有顺从的性格，思想上和行动上非常迟钝”，“缺乏清楚地思索和勤奋地工作的能力”。他们在被瑞典人征服之前没有文化，只是在接触到“瑞典精神”和“瑞典文化”之后才被引上进步的道路。语言学家卡斯特伦的研究结果似乎也证实了自卑的芬兰人这种妄自菲薄的说法，他的研究成果据说证明了芬兰人、匈牙利人以及俄罗斯帝国边远地区若干少数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芬兰人的这些“亲族”中，即使以最宽的标准来衡量，有些还是落后的和原始的。当然，这些荒谬的说法如今早已被苏芬战争和芬兰的经济发展等事实证明是无比荒谬的。
1812年，大公国的首都被选在靠近俄国的赫尔辛基 。那时这里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岩石渔港，经过两代人的建设之后终于成为一座重要的城市。市中心的建设规模十分宏伟，德国建筑师恩格尔设计了大量新古典主义建筑，包括参议院广场、市政大厅、赫尔辛基大学、国务院和大教堂。圣彼得堡的许多建筑也是恩格尔所设计，因此赫尔辛基有些地方和东边260公里远的沙皇古都非常相似。1828年土尔库发生毁灭性的火灾后，赫尔辛基又成为芬兰新的学术中心。
为了弥补80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创伤，芬兰大公国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业和教育的复兴。由于采取现代化的耕作方法、农作物的多样化、兴建排灌设施和使用机器耕作，从1810年到1850年，芬兰裸麦年产量增幅超过了100%，小麦接近100%，大麦约300%，而燕麦为早年产量的10倍。农民开始建造比较大的房子，房子里有了更多和更好的家具，农民的妻子可以睡到早上6点才起床，面粉、咖啡喝汤不再是稀有的美味。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木材工业的发展，更多的财富流向农民的口袋，尤其是那些拥有森林的农民，变得富有起来。无地农民也分享了新的繁荣，某些地方伐木工人和锯木工人的工资高达每天两美元。工业化还带来了银行、运输和交通的现代化，像轮船、电报、电话和邮政储蓄这些新事物出现后没多久就被引入芬兰。可以这样说，在沙皇双鹰旗下的头八十年，芬兰人的生活是安宁而富足的。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十分了解芬兰，很少插手干涉大公国的内部事务。但他的儿子，不幸的尼古拉二世却做不到这一点。从1890年开始，俄国践踏芬兰宪法的决心变得明显起来，芬兰议会制定并由沙皇批准的一项芬兰宪法修正案被“帝国敕令”废除，原因是这条宪法修正案“带有分离主义性质”。同年，芬兰的邮政系统在未经芬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被置于俄国当局监督之下。1894年，芬兰政府的某些高级机构被命令采用俄文作为办公语言。
真正的俄罗斯化开始于1899年。这一年2月15日发出的帝国文告把芬兰立法机构置于俄国政府监督之下，立法、征兵和税收这些关键问题都改由圣彼得堡任意加以决定，这意味着芬兰的自主从此将名存实亡。芬兰人感到难以忍受，仅仅在两周内，就有52万多名芬兰人 联名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得到了英国、丹麦、法国、德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1千多名著名人士的签名，签名者中包括李斯特、斯宾塞、南丁格尔、左拉、易卜生、南森这样的著名人士。他们在致沙皇的信中写道，“读完了芬兰50万国民在3月5日提交的请愿书，我们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们郑重地请求陛下维护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亚历山大一世在1809年授予的，之后，所有杰出的继任者们也都做出了最庄重的保证。我们冒昧地希望笔下考虑芬兰臣民的恳求，如果芬兰大公国最近发生的事影响到‘杰出的倡导者’陛下您同文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睦，我们深表遗憾”。
但是对于俄罗斯化的浪潮来说，一千人的呼声一点也不比50万人的抗议有效些。“杰出的倡导者”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并开始封闭报纸，实行新闻检查制度。1901年，俄国在芬兰推行违宪的征兵制度，规定以后从芬兰征召的人员将在不得人心的俄国军队中服役，而此前这些人一直是在为数约6千人的芬兰陆军中单独服役、部署在芬兰本土的。这项法律引起了芬兰人对沙皇的第一次较量。1902年春季征兵时，50%以上的应征人员没有报到。其结果是俄国被迫放弃了强迫芬兰人服兵役的尝试，代之以“兵役补偿金”。
1904年，芬兰爱国学生绍曼（Eugen Schauman）暗杀了以在波罗的海省份推行残暴政策著称的芬兰总督波尔尼科夫将军，随后吞枪自尽。这反映了芬兰人在从沙皇手中争取宪法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实力悬殊的较量中拚死一逞的决心和勇气。
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1905年俄国革命暂时缓和了俄芬之间的紧张形势。1905年11月，陷入困境的帝国政府发出文告，废除过去6年在芬兰实行的非法法案，并同意芬兰议会重新召开会议。芬兰人趁机进行了大胆的政治改革：在1906年取消了陈旧的四个等级议会，代之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一院制议会；取消了过去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规定；赋予妇女以选举权，这在当时的欧洲还是首创，当时世界上只有新西兰刚刚赋予妇女以投票权。
但是尼古拉二世一旦从国内的骚乱中摆脱出来，就立即重新干涉芬兰事务。从1908年起，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侵犯芬兰的自主权：征收横征暴敛的捐税；安插在芬兰出生的俄国人到政府中工作；俄国公民被赋予与芬兰公民同等的地位；俄语成为政府的正式语言。在俄国的干涉下，到1914年时，政府工作又大部分不照常规进行了，芬兰宪法也失去了它的意义。
因此，以“积极抵抗党”为代表的芬兰独立运动也应时而生，并展开了与日本参谋本部、俄国革命家、波兰和其他沙俄臣属民族独立运动人士的地下合作。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陆军曾动用机密费为“积极抵抗党”和其他俄国反动派团体购买了两艘船只和大批炸药、步枪和子弹，供其起义使用。总之，由于沙皇本身的愚蠢政策，到一战爆发时，芬兰已经从一个温顺的、对沙皇感恩戴德的从属民族变成了危险的、不满的、谋求独立的民族。


1914年一战爆发后，大部分芬兰舆论对德国显得友好，甚至公开亲德。其原因基本上是德国正与俄国作战，而看来很明显的是俄国罪有应得，应该被打败。俄国的战败至少会导致芬兰自治地位的改善，甚至还可能打开完全独立的大门。当然，芬兰人对德意志帝国也了解得很透彻，认为德国和俄国同样是公正和平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障碍。在这两个帝国里，个人自由和议会制民主不是处于萌芽状态，就是完全不存在。用战争期间芬兰独立运动的青年领导人鲁思（Y. O. Ruuth）的话说，“德国在一切有关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官僚政治的方面，都被认为是俄国的老师”。德国对挑起世界大战的责任 和对比利时的强占支持了这些结论。但是“所有这些都比不上这个事实，即德国是在对俄国作战。而俄国，由于其所作所为，是芬兰的敌人。按照逻辑和常识，俄国的敌人只能是芬兰的朋友，而且可能还是救主。”
在德国，侨居柏林的一些芬兰人已于1914年11月开始为这项事业奔走，他们很快就得到德国总参谋部的关注和支持。1915年1月，即芬兰起义开始前，独立运动人士说服德国总参谋部接受200名从芬兰本土秘密招募的青年在德国接受军事训练，所需经费由德国政府承担。他们此前曾向瑞典寻求军事训练，但瑞典政府不愿因这件危险的事情而损害自己的中立国地位。这支芬兰队伍在离汉堡不远的荷尔斯泰因州洛克斯塔特兵营受训，原定只训练6个星期，教授侦察和破坏活动技巧，但后来训练时间一再延长，这些青年被训练成了军官和军士。1916年5月，芬兰志愿人员组成了第27皇家普鲁士猎兵营，最后扩大到2000人，其中有40%是大学生。
与原来的意图和协议相反，这支队伍没有被送回芬兰，而是在1916年6月至8月间被派往东线，参加了对俄军的战斗，成为濒临里加湾的德国战线的最北一翼。有些志愿人员对德国人的变卦产生了不满，要求把这个营从前线调回去。1916年12月，这个芬兰营被撤至利包 。后来德国人几次要把它派回前线去，但都遭到了抵制。这个猎兵营于1918年回到芬兰，参加了芬兰独立的战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沙俄加强在芬兰的暴力统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军事上的需要”经常成为无视芬兰宪法和民权的借口，帝国中央政府加收了违法的租税，采取了逐步取消芬兰公民权的一些步骤，经常逮捕芬兰公民并按俄国法律审判。作为沙皇高压政策明显象征的俄国宪兵部队，人数也越来越多了。芬兰议会的抗议看来只是加速了尼古拉二世将芬兰俄罗斯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把自主的芬兰大公国降为帝国首都直接管辖的一个从属省份。只是到1917年3月革命时，这种专制统治才告结束，芬兰民族才获得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机会。
经年累月的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只是饥荒、专制和人口死亡，连一向最能忍耐专制和饥荒的俄罗斯人自己也无法忍受沙皇的统治了。1917年3月8日到10日，彼得格勒发生骚乱和暴动，整团整团的士兵随即哗变，加入到起义者的行列中。他们放火烧毁了法院、内务部大楼、秘密警察总部和市内的许多警察局，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大街上到处都是抢劫的人。3月15日，从前线赶回首都的尼古拉二世在半路上宣布退位，他指定继位的米哈伊尔大公爵也只犹豫了半天就拒绝了俄罗斯的帝位。同一天，驻在赫尔辛基的俄国海军水兵开始对他们的军官进行清算，在这过程中留了大量的血。俄国总督和一些高级官员被俄国士兵逮捕了，有些被立即枪毙，有些被送回彼得格勒枪毙。
3月20日，俄国临时政府发出一项通告，废止了从1898年以来在芬兰推行的所有违宪条例和法令。政治犯被释放了，报刊的限制也取消了，芬兰自治政府再度得到了俄国中央政府的承认。在君主制崩溃一星期后，芬兰人已经夺回了从1908年以来几乎完全丧失的自治权。
俄国革命还使人感到捉摸不定和疑惧。许多芬兰人期望随着沙皇政权的覆灭，俄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无政府状态，这样芬兰就可以获得独立的机会。但这种期望并没成为现实。1917年春季俄国革命的进程比较和平，建立在人民权力之上的俄国临时政府也没有因国内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而崩溃，而德国的攻势看来也不会强化这种可能性。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不是接受临时政府的让步，以恢复完全自主为满足，放弃完全独立的念头呢？
沙皇的退位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芬兰与俄国的联合，只是基于沙皇身兼芬兰大公这样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只有沙皇本人（而非任何条约或法律）才是将芬兰和俄罗斯联系起来的纽带。沙皇退位后，君主制在俄罗斯已不复存在，很显然俄国临时政府不能兼任芬兰大公的身份，因此由芬兰人自己行使过去属于君主特权的大部分权力，在法理上说是可行的。扩大芬兰自治范围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17年7月18日，由社会党领导的芬兰议会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尼古拉二世君主的权力既已不复存在，芬兰议会特决议实施下列规定：惟有芬兰议会有权制订、批准和颁布所有芬兰的法律……”，并赋予自己任命芬兰政府的权力，但是外交和军事权力尚留给俄国最高权力当局掌握。不久之后，芬兰人从俄国政府那里得到了答复，临时政府认为芬兰人僭越了他们的权力，并于7月31日下令解散芬兰议会。在犹豫了一阵之后，赫尔辛基接受了解散令，又开始了新选举的准备工作。10月1日至2日进行了选举，社会党人失去了多数地位，但仍保留政府职务。新芬兰议会于11月1日召开。6天后，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爆发。
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以及随后的事态发展出乎芬兰议会和政府的意料。他们经过考虑，决定不再服从俄国的任何政府。11月15日，芬兰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议会行使沙皇—大公的所有权力，将掌握芬兰外交和军事的权力也收入芬兰议会的职权范围之内。布尔什维克政府没有对这个决议提出异议，也没有像7月时的临时政府那样坚持把外交和军事看作仍属于俄国的权力。因此，这个决议实际上结束了芬兰同俄国的联系。
芬兰议会于是立即着手行使自己赋予自己的那些权利。11月16日，它颁布了在战前就已通过、但由于未经俄国君主颁布而尚未生效的一些重要法律，包括八小时工作法、市级选举权改革法等等。12月4日，新组成的芬兰政府把关于宣布独立的建议交给了议会，议会于12月6日以以100：88的比例通过该决议，宣布制定新宪法，其中包含芬兰是一个独立共和国的原则。被任命为总理的斯文胡伍德（Pehr Evind Svinhufvud）立即着手争取外国承认芬兰独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于1917年12月31日率先对芬兰的独立给予承认，到1918年1月23日，德国、瑞典、法国、挪威、丹麦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承认了这个新国家。这样，芬兰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脱离了与俄国的联合关系。俄国的新主人已经自愿地、毫无保留地承认芬兰是一个主权国，享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


然而独立之后几星期内发生的事态表明，芬兰事实上不能自由地走自己的路。国内和国外正在出现反对独立的阻力，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发展为1918年的芬兰内战。这场战争的起因发生在1917年10月初，某些革命分子夺取了芬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10月选举后，社会民主党人不接受在议会中居于少数党的地位，准备在议会外采取行动。
11月12日，芬兰工会联合会、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立了由35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委员会。他们早就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作和支持下，为发动一场旨在推翻政府、代之以马克思主义“新秩序”的革命做好了准备。11月13日，革命委员会宣布举行全国大罢工，在罢工的一星期中，大规模的违法行动和暴行在芬兰全国很多地方蔓延。自行成立的赤色“纠察队”任意逮捕了几百人，征用财产，还犯了几十起谋杀案。11月16日，中央革命委员会以微弱多数决定立即夺取政权，但为了等待俄国运来的援助，这个决定后来又取消了。直到社会党的领袖对局势的发展感到惶恐而对工人领袖作出一些诺言后，罢工才告结束。这些诺言包括对罢工期间赤卫队的违法行为不予追究，激进的赤色纠察队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武器 等等。
总罢工只是6个星期后开始的“革命”的一次演习。在11月2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来自俄国的斯大林 鼓吹为了“社会主义政权”需要采取坚决而大胆的行动，并且许诺由俄国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斯大林的劝说帮助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极端分子在会上通过决议，授权他们“在任何合适的时刻发动革命，夺取政权”。
1918年1月24日，芬兰工人赤卫队接到了“准备待命”的命令。从1917年秋季以来，芬兰很多地方成立了志愿的民防团，成员主要为平民和农民，以对抗赤色纠察队破坏财产和法律的暴行，但这些民防团 既不够用，也还没有置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直到1918年1月12日，议会才授权斯文胡伍德内阁建立一支强大的警察力量。1月25日，地方民防团被交给政府指挥，但是当3天之后革命党人发动意在推翻芬兰政府的政变时，这支武装力量还没有有效地组织或统一起来。因此，政府手中没有军队或其他武装来对付赤卫队的行动。但是它有一个总司令，曼纳海姆将军（Carl Gustav Emil Mannerheim）。他在俄军中有一段出色的服役经历，于1917年12月18日回到祖国芬兰，当时距暴动开始仅有六星期左右。1月10日，斯文胡伍德说服他接受组建一支政府军队的任务。
1918年1月18日，曼纳海姆带着四名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几名参政院委员乘坐夜班火车离开赫尔辛基，前往西部的瓦萨，开始了组建军队的工作。当时仅有两万两千人口的瓦萨成了芬兰军队的诞生地，在战争期间，它又成为政府所在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曼纳海姆成功地把地方民防队以及大批工人、农民、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并收缴了当地5千名俄军部队的武器。芬兰还向德国派出两名参政员，请求将在德国组建的第27皇家普鲁士猎兵营调往芬兰，作为建军骨干。
1月27日，曼纳海姆被正式任命为政府军总司令。1月28日，芬兰社会民主党革命执行委员会决定采取行动，宣布工人赤卫队进入总动员状态。赫尔辛基工会大楼上升起了红旗，宣布推翻政府的暴动开始。只有四名参政员参政员在暴动开始几个小时前成功地逃出赫尔辛基，前往瓦萨组建流亡政府。斯文胡伍德总理则惊险地躲过了赤卫队的搜捕，登上被志愿人员夺下来的“塔尔莫”号破冰船，穿过芬兰湾，逃到德国占领下的爱沙尼亚城市雷法尔 ，然后前往柏林，与已在那里的两名参政员会合，请求德国提供军事援助。
1月29日，赤卫队迅速占领了芬兰的各个重要国家机构和银行，组建了“人民委员会”。苏俄政府没有正式参加芬兰的战争，但俄国人和俄国的援助在暴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赤卫队是由俄国人武装起来的，其中一部分由俄国军士率领，还有相当数量的俄国“志愿军”参加了若干战斗。赤卫队的大炮也是俄国人提供的，完全由俄国人指挥。虽然卷入战争的苏俄军人数量不大，但起了重大的作用。赤色军队在芬兰重要工业城市坦佩雷的防线中包括约1千名俄国人，在战争结束时起决定性作用的腊乌土战役中有4百名俄国人被击毙，约7百人被俘。
2月14日，在柏林的芬兰参政员致信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请求德国出兵拯救芬兰。德方回答说在它和俄国进行初步的媾和谈判时不可能提供援助。但是一周后，德国人表示接受芬兰的请求，同意派一支远征军去芬兰。不过，曼纳海姆认为亲德政策会妨碍芬兰的行动自由，并遗祸将来，于是为了抗议政府的决定，以辞职相要挟。后来他考虑到如果放弃总司令的位子不干，德国人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于是提出德军可以来芬兰帮助解放国家，但必须要接受他的领导，而且向芬兰人民发表公告，说明德国军队来到芬兰不是为了干涉芬兰的内政，而是为了帮助芬兰对“闯入我国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成群结队的外国杀人凶手作战”。兴登堡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些建议，芬兰参政院也将曼纳海姆的军阶晋升为骑兵上将，这样就保证了他的军衔高于德国远征军任何司令官的军衔。
2月25日，第27皇家普鲁士猎兵营被调往芬兰，其成员立即成为芬兰护国军的骨干军官。瑞典也派出了一个1千多人的志愿营，并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曼纳海姆克服了建军工作中的种种困难 后，认为发动决定性攻势的时机到了。3月15日，芬兰政府军向赫尔辛基西北200公里的芬兰最大工业城市坦佩雷发动进攻，那里麋集着赤卫队的主要力量，有俄国士兵和大炮支持。政府军从北、东、西三面切割包围了敌人的外围阵地，随后于3月20日展开了第二阶段的攻势，派出一支部队切断了坦佩雷至赫尔辛基的铁路，同时从北东两面向坦佩雷市区发动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4月5日，赤卫队成员死伤和被俘者达两三万，几占赤卫队总兵力的三成。

4月3日至5日，约9500人的德国援芬军队在赫尔辛基以西的汉科半岛登陆，由戈尔茨伯爵（Reudiger von der Goltz）指挥；4月7日，另一支2500人的军队在赫尔辛基以东的洛维萨登陆。坦佩雷战役分散了赤卫队在其主要盘踞地点芬兰南部各省的力量，从而大大有助于德国军队向赫尔辛基迅速推进，并于4月13日夺回这座城市。政府军随后向东推进，在维堡地区再次与赤卫队激烈交战，但“人民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成功地在攻陷维堡前逃到了彼得格勒 。
4月29日，历时三个月的芬兰内战结束。5月4日，政府军西路部队在德军配合下攻占了赤卫队占领的最后一个工业城市拉赫蒂。虽然赤卫队和苏俄援军在芬兰军队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但是曼纳海姆没能挥师向东卡累利阿和彼得格勒继续进军，因为德国已于3月3日同苏俄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当时的局势和德国的政策不允许他这么干了。
5月4日，瓦萨的芬兰参政员迁回赫尔辛基。5月16日，芬兰政府军在首都举行了祝捷大会和阅兵式，参政院在赫尔辛基大教堂广场向曼纳海姆表示谢意。芬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还为他谱写了一曲《轻骑兵进行曲》。
曼纳海姆和许多芬兰历史学家把这次战争称为“芬兰的独立战争”，因为芬兰的革命完全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煽动的，对工人赤卫队的战争就是把芬兰从俄国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出来的独立斗争 。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后来辩解说他们也在寻求芬兰的民族独立，但是他们发动暴动时芬兰已经独立了四个星期，而且获得了俄国的完全承认，激进分子所称要达到的“独立”目标已经充分实现了。实际上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进行一场社会的和经济的革命，虽然他们对此没有任何详细的蓝图或目标。赤色运动只是在芬兰南部的工业省份获得支持 ，而且还得同当地众多的“内部敌人”作斗争。激进派发动的暴动不仅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内部相当数量的领导人的支持。甚至连参加了革命政权的一些领导人也抱有这样的观点，当时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萨林说：“我与工人队伍一起战斗了25年，现在当他们出去干糊涂事的时候，我怎能抛弃他们呢？”
如果芬兰革命成功，这个国家只能自愿地或被迫地沦为第二个蒙古，或者更糟，沦为第二个格鲁吉亚。1918年2月初，赫尔辛基赤色政府提议签订俄“芬”条约来调整两国关系，赤色芬兰的代表打算以“芬兰共和国”的名义签字，但俄国人坚持说他们“只能对一个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让步”，要求芬兰的名称应为“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芬兰代表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这样一个连国名都要别国指定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真正的独立的。
1918年芬兰独立战争的伤亡数字，与1939年至1945年同俄国的两次战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生命损失之重大，至今仍被芬兰人视为民族悲剧。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在芬兰内战中一共有36640人死亡，其中赤卫队“红军”（Punaiset）27038人，政府军或所谓“白军”（Valkoiset）5179人，俄国干涉者4423人。
内战结束时，在政府建立的63所战俘营里关押者约9万名赤色军队的俘虏。在革命党发动内战前，芬兰的粮食自给率就只有59%，经过内战的蹂躏，粮食严重缺乏的问题在某些地区已经演变成饥荒。尽管政府尽力筹措粮食供应俘虏营，但先后还是有1万多人由于缺粮少药 而死。因此政府必须迅速处理俘虏问题。1918年5月，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设立专门处理内战俘虏的法庭。在下级法院判处的403起死刑案中，有245起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批准，但只执行了125起。约10%的俘虏（主要是被强征和胁迫参加红军的市民和工人）经过简单的预审就被释放；另有1.5万人立即获释，但在以后被传唤是要到案受审；约3.1万人被判缓刑。同年10月和12月的两次赦免令又分别释放了刑期四年和六年以下的所有囚犯，并把所有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到1919年4月，63个俘虏营已减为6个，囚犯已从9万人减至6000人，其中包括45名妇女。后来又颁布了几次总统赦免令，到1924年时，内战俘虏基本上全都被释放了。
虽然苏维埃政府没有正式与芬兰作战，但两国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战争状态，只有缔结和约才能使之正式结束。苏维埃政府起初拒绝接受两国曾经交战的论点，因为双方都没有向对方宣战，但还是在苏芬独立战争结束三个月后提出了缔结条约的建议。在德国的斡旋下，谈判于8月2日在柏林开始，但因芬兰坚决要求取得东卡累利阿地区的土地而告中断，德国投降后于1919年在爱沙尼亚的多尔帕特（Dorpat） 重开谈判，最后以1920年10月14日的《多尔帕特和约》而告完成。
《多尔帕特和约》终止了双方的战争状态，苏维埃俄国承认芬兰在从前大公国疆界内的独立地位，并以大公国的边界作为两国的疆界 ，同时做出了一项有利于芬兰的领土变更，即把与芬兰最东北边界接壤的贝柴摩地区正式割给芬兰。这项割让是对1864年芬兰大公国把卡累利阿地峡的两块土地割让给俄罗斯帝国的补偿，当时帝国政府曾同意把北冰洋附近的某块土地（未指明位置和面积）移交给芬兰作为补偿，但该协议后来在沙皇时代一直被俄国置之不理。条约规定芬兰不得在北冰洋水域建立舰队、配备潜艇和飞机，但可保有不超过15艘的排水量400吨以下的军舰。芬兰湾诸岛屿在中立化后划归芬兰。
《多尔帕特和约》还对双方的经济、财政、交通、船队、海关、电报、邮政等事务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解决。双方撤消了对对方的一切要求，存放在彼得格勒原俄国外交部的芬兰档案和文件，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部测绘的芬兰地图和海图全部移交芬兰。 在另外一项单独的声明中，苏维埃政府还保证将东卡累利阿组建成苏维埃国家的一个自治区并“享受民族自决权利”。
内战结束后，芬兰的政治状况仍十分混乱。尽管1917年12月6日的独立宣言宣布芬兰为共和国，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组阁未成而退出议会、最终为了夺权而导致内战的教训，许多人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主张君主立宪的政治势力认为，按照大公国时期的《政府组织法》，芬兰独立后依然是君主制，最足以保障芬兰民族利益的将是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君主立宪民主政体。1918年5月，芬兰议会选举斯文胡伍德为最高摄政官 ，参政院在6月初又向议会提出芬兰应选举一位德国亲王为君主。1918年8月，芬兰议会投票选举德国皇帝的妹夫、黑森大公国的腓特烈•卡尔亲王为国王，王号为“瓦伊诺一世”（Vaino I）。但是11月德国的总崩溃使其在芬兰的重要影响地位宣告结束，腓特烈•卡尔亲王先是推迟了前往芬兰即位的日期，后又于12月通知芬兰人，他决定不接受王位。芬兰的君主制运动立即垮台，从而奠定了这个国家成为共和国的政治基础。
内战结束之后，斯文胡伍德和参政院主席巴锡基维（Juho Kusti Paasikivi）同德国签订了政治军事协定，规定组建芬兰军队时将参照德国模式，并完全服从德国驻芬军事司令部的领导。一个德国总参谋部军官来到曼纳海姆身边工作，他当时已经没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力，只有在德国军官准备好的一切工作文件上签字的份儿了。曼纳海姆认为参政院的决定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在同参政院领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后，于6月2日辞去了护国军司令官的职务，前往斯德哥尔摩为国内饥民购买粮食。他走后，总司令部的芬兰军官和在芬兰的瑞典军官也都辞去了职务。
德国投降后，为了在巴黎和会上赢得英法的支持，芬兰参政院又委派曼纳海姆以私人身份前往伦敦和巴黎，同协约国的代表会谈。为了营造良好的谈判气氛，斯文胡伍德在12月12日辞去了摄政官的职务，由曼纳海姆接任。1919年5月，英国、美国和日本承认了芬兰的独立。
按照1919年7月17日通过的新芬兰宪法，在7月25日议会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组织法》的起草者斯托尔贝格教授（K. J. Stahlberg）被选为芬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独立的芬兰共和国正式诞生了。他夹在共产主义俄国和中立的瑞典之间，南面是军国主义的德国。苏维埃始终难以接受资产阶级在芬兰革命中的胜利，反过来，芬兰人对苏联也存在着深深的戒心。对俄国和内战的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分化，不仅使芬兰人学会了思考，还影响着芬兰的民族性格。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它（芬兰）诞生时，嘴里含的不是银勺，而是一把匕首”。由于学会了“吞剑”的技巧，芬兰生存了下来。

从1919年到1939年，芬兰共和国享受了近20年的独立、宁静与和平。新宪法确定了1906年宪法中赋予人民的全部福祉和权利，包括无限制的普选权，以及最高权力属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院制议会的原则。社会民主党在排除了激进分子后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甚至在1926年由其领导人唐纳（Vaino Tanner）出面组阁，而这个党不久之前还曾因发动战争而受到全国大多数人民的责难。除了改组后的社会民主党外，农民党、进步党、联盟党、瑞典人民党也成为主要的政治势力。
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去的左派极端分子于1918年在莫斯科成立了芬兰共产党 ，虽然因其政治纲领有摧毁共和制政府和主张革命的性质，在1923年被芬兰最高法院裁定“没有合法权利进行政治活动”，但在芬兰国内还是能以“社会工人党”和“工人和小农党”等化身自由活动。这是因为一来他们根本没有取得过多数席位，二是因为芬兰议会认为这个党的非法问题应当归法院处理，议会不应当轻率地为了试图排斥共产党人而修改保障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权的法律。但是在1929年，他们又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利用群众示威制造混乱，以便为控制赫尔辛基扫清道路。当时的进步党内阁接到情报后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禁止举行示威，禁止使用共产党标记（如红旗）。
11月，莫斯科授意芬兰工人组织开始策划全国罢工。议会的无限制辩论权和其他自由权利也被充分用来攻击政府和“资本主义反动派”。这些攻击民主议会制度的言论被报纸自由刊登，引起芬兰全国百姓的不安，他们还记得内战的起因。11月23日，在芬兰中西部拉普阿地区农业合作社成立25周年纪念会场，身穿红衬衫前来试图宣传的约400名共产党员被愤怒的当地农民打散。一个星期后，拉普阿农民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要求政府“根绝一切形式的共产党”，否则“人民将会走在政府前面，直接采取行动”。之后在芬兰其他地方举行类似的几十个民间集会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但是议会援引宪法中保障公民自由的条款，仍允许共产党组织继续活动。其结果是民间直接发生了针对共产党议会代表和印刷厂的暴力行动，比如同情左派的第一任总统斯托尔贝格，他被愤怒的群众从家里抓出，扔到了芬苏边境上。在此期间，议会被解散了，新选举出的议会不得不着手制定法律，停止共产党及其代理组织在芬兰的一切活动。
这次席卷芬兰全国的反共人民运动最后演变成1932年成立的“爱国人民运动党”（IKL）。该党毫不掩饰自己对软弱的民主共和国的恶感，他的报纸向柏林和罗马顶礼膜拜，竭力吹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哲学和制度。然而他们在芬兰政治界和选民中间没有什么好名声，全国对于这种新教义都是冷淡的。芬兰拒绝抛弃民主的共和主义，相信莫斯科信条或相信墨索里尼信条的选民，在芬兰从来都没超过10%。尽管国内局势紧张，但保守主义的农民党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合作，组成了所谓的“红土联盟” ，到1939年，芬兰的民主制度已经坚强得足以使一个充分团结一致的民族对强大的苏联入侵作出令人惊异的有效抵抗。
芬兰独立后，即于1918年10月通过了第一个土地改革法案，使佃农有可能购买他们耕种的土地或国有土地，政府还设立了“无地人口购地基金”向其提供财政支援。1922年的土地法限制了大地产的存在，规定允许私人拥有的最大耕地面积为500英亩，超出标准的土地由国家授地局强制购买，分给无地农民。由于新农场的建立，耕作方法的改善，芬兰的耕地面积由500万英亩增加到650万英亩，农业产值在1918年到1939年间扩大了50%，大麦、燕麦、马铃薯等作物已经基本实现自给；商品农业也得到了发展，1937年芬兰出口的乳酪、奶油、肉蛋类和皮革总值达668亿芬兰马克 。
芬兰的工业核心是木材业，包括原木、木材、板材和纸浆的生产。早在19世纪60年代，科学的山林采伐方法就被引入芬兰。到1937年，芬兰木材、纸张和纸浆、以及原木的产量，已经占年工业生产总值的50.3%，以及出口总值的83.9%。像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社避免了土地垄断现象一样，工业垄断现象在芬兰也从未发生，递增的所得税避免了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现象。健全的民族经济和合理的国家预算政策使得芬兰顶住了1929年到1932年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逆流，日益扩大的财政盈余除了改进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外，还使得芬兰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增进社会福利和国防建设上来。
在1930年反共法令通过之后，斯文胡伍德和曼纳海姆这对独立战争中令人感到敬畏的组合再次登上了芬兰的政治舞台。斯文胡伍德于1930年被选为芬兰第三任总统，遂立即邀请年过花甲的曼纳海姆就任国防军总司令，但曼纳海姆感到自己年事已高，不适合担此重任。经过多方协调，曼纳海姆于1931年同意就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并在一旦战争爆发时接受三军总司令的委任。芬兰国防委员会原本是一个高级军事咨询机构，没有实际权力，但由于曼纳海姆的威望，斯文胡伍德总统于1933年赋予国防委员会向武装部队发布指令的权力 。他还晋升曼纳海姆为陆军元帅。这个军衔在小小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军制中还从来未使用过，在芬兰也是第一次使用。在授衔仪式上，曼纳海姆向总统致答谢词，强调这是对军队的赞许，也是对芬兰整个民族拥护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认可。
在曼纳海姆的推动下，芬兰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争动员体制得到了加强。在构筑防御工事方面，曼纳海姆和国防委员会面临的主要工作是卡累利阿地峡的防御问题。这个地峡历史上从来都是俄国入侵芬兰的通道，其地理位置有利于防守，但也容易被敌人从外围迂回包抄。为此在芬兰军事领导人中还展开过一场阵地战还是运动战的辩论。当时尚赋闲在家的曼纳海姆亲自去卡累利阿地峡考察地形后，认为必须构筑起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才能保障步兵的攻防战斗。这样，从1927年起，芬兰在卡累利阿地峡构筑起了一条很长的防御工事，后来在1939年危急的夏天，又通过大批志愿人员的劳动使防御工事得到加强和完善，这就是有名的“曼纳海姆防线”。
在曼纳海姆防线开工的同时，芬兰武装力量部队却仍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芬兰人太乐观了，忽视了来自欧洲，尤其是西班牙、奥地利和德国的警告信号，以及曼纳海姆的提醒，根本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国家军备力量。1938年，芬兰议会终于拨款30亿马克筹备军事物资，但是为时已晚。
与拥有1亿3000万人口、60个常备师的苏联相比，芬兰全国人口只有350万人，常备军约3万人，即使加上战时动员的后备部队，也才不到20万人，可编成8到10个师，另外有约10万人的民卫部队 和妇女辅助队。
装甲战车方面，芬兰只有约20辆一次大战时的法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和26辆左右比较先进的维克斯6吨轻型坦克。炮兵也很薄弱，大部分是1900年前后生产的75毫米和107毫米榴弹炮，甚至有1877年由沙皇圣彼得堡兵工厂制造的老式加农炮，以及两列独立战争时代缴获的装甲列车。芬兰唯一能跟苏联相比的只有在步兵轻武器方面，配备的同样是莫辛纳甘M1891/30型步枪，但是芬军装备的型号经过改良，准确性较高；另外还有不少苏米（Suomi）冲锋枪。
1918年3月8日，瑞典飞行员冯•罗森伯爵（Eric von Rosen）将自己的仿法制莫拉 —索尔尼埃L型战斗机捐赠给内战中的芬兰政府军。这是芬兰的第一架飞机。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和纪念，罗森家族的幸运标记——天蓝色的反转万字成为芬兰空军（以及后来的芬兰陆军）的标识记号。无独有偶，拉脱维亚共和国空军也早在纳粹上台之前便使用深红色的反转万字作为自己的空军标志。
到了1939年，芬兰空军控有4个战斗机中队、3个轰炸机中队、7个侦察、运输中队，总计近300架飞机。其主力作战机型为97架荷兰“福克”D XXI战斗机。该年12月，芬兰又以5.4万美元的单价向美国购买了44家布鲁斯特F-2A1“水牛”战斗机，向意大利订购了35家菲亚特G.50战斗机。1940年初，法国、瑞典和英国向芬兰捐赠或租借的近60架战斗机也陆续抵达。此外芬兰空军还有22架英制“布伦海姆”MK I轻型轰炸机，以及60多家侦察、校射、运输和训练飞机。这些飞机大多型号老旧，技术落后，国别众多，型号多达67种，仅战斗机就包括福克、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菲亚特、布鲁斯特、莫拉 —索尔尼埃和柯蒂斯等13种型号。但是芬兰空军从西班牙内战中及时吸取了最新的作战经验（例如四机队型），作战指挥水平和飞行员个人的寻战主动性也远远高于苏联空军。
由于军舰技术更新的速度慢于飞机，芬兰海军落后于别国的状况比空军稍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地理位置和国力的限制，芬兰海军注定要建成一支以海岸防御为依托、担任近海防御任务的浅水海军。芬兰海军主要作战力量包括2艘浅水岸防舰、5艘潜艇、4艘炮舰、1艘布雷舰和6艘扫雷艇，以及新旧混杂的6艘鱼雷艇。其军舰的舾装武器不能自己生产，一些较新的武器是从瑞典、荷兰和德国订购的，但更多的武器继承自沙俄海军；芬兰海军一多半的水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存货，450毫米“白头”鱼雷年代最近的也是1918年生产的；520枚深水炸弹库存中有近一半因年代过久已经失灵。
曼纳海姆就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后，芬兰军队的现代化更新速度明显加快，向荷兰、瑞典、德国等国订购了一些新式的武器和飞机。但是1937年农民党政治家卡里奥当选总统后，曼纳海姆与总理卡延德（A. K. Cajander）、财长唐纳（社会民主党人）和外长霍尔斯蒂（Rudolf Holsti）合作起来十分困难，加强军备的开支常常得不到批准。只有在卡里奥的支持下，他才能做一些国防建设工作。
国防建设和防务政策是与外交政策相关联的。面对当时军内甚为流行的从德国寻求支持的看法，独立战争时曾亲眼目睹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骄横气焰的曼纳海姆非常现实地指出，作为小国，芬兰的出路在于避免大国的纷争，避免卷入战争。大国的支持确实很诱人，但这种支持是有约束性的，必须承担义务的，一旦战争爆发，很容易把一个小国拖到自己的阵营中。小国一旦参加战争，只有参加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大国或大国集团一边，才能保住自己生存的权利。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一切手段保持中立。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北欧中立联盟”，增进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联系。1938年5月，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这五个北欧国家在奥斯陆举行外长会议，签署了《共同中立宣言》。
当芬兰人默察1919年后的世界大势时，他们看到的只有一个大国，即苏联，是有可能威胁他们安全的，而且这个大国是很倾向于这样做的。所以，看来能保证芬兰东邻满意的各种机会和安排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当1932年苏联提议与芬兰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后，和平好像是得到了更切实的保障。这个条约在1934年又延长了10年。
到1938年，即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并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后，事实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下一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曼纳海姆和几个俄国问题专家敏锐地觉察到德苏之间可能酝酿着某种合作，首先是针对波兰的，但极有可能也关系到芬兰。感到局势的严重性后，曼纳海姆主张在局势变得更不利于芬兰前，芬兰应主动与苏联建立友好的关系。曼纳海姆在沙俄的军事生涯使他对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地区的安全要求了如指掌，俄国的传统政策就是控制芬兰湾两岸，无论从防御的角度还是从进攻的角度来看概不例外。1918年到1919年他与白俄领导人进行谈判时就曾直截了当地谈论过这种政治目标，即从芬兰经卡累利阿地峡挥师进军彼得格勒。他知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害怕敌人通过芬兰向苏联进攻。所以，在1939年3月，苏联外长鲍里斯•斯坦因到赫尔辛基与芬兰就交换领土问题进行谈判时，曼纳海姆建议芬兰政府提出调整土地的对案。
在这次谈判一年前，赫尔辛基就发现苏联对芬兰的意图大大超过了人们所设想的互不侵犯条约中所作的规定。那年春天，苏联驻赫尔辛基公使馆二等秘书鲍里斯•亚尔切夫 就越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向芬兰外长、财长和总理提出，德国有可能进攻苏联，而这样的进攻会导致德国军队在芬兰登陆并经芬兰入侵苏联。苏联在这种情势下“不能等待敌人到达芬兰的边境，将会在芬兰的领土上迎击敌人”。因此苏联现在要求获得“援助芬兰的权利”和在芬兰的某些岛屿、尤其是苏尔岛上设防的权利，对此要求“芬兰必须同意”。由于亚尔切夫的级别过低，芬方对他说的那些东西未予重视，一概加以拒绝，同时指出这是侵犯芬兰的主权，是与芬兰的中立相违背的。1938年12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莫斯科向芬兰第二次割让苏尔岛的要求，但芬兰人再次拒绝了。
斯坦因到达赫尔辛基后，向芬兰政府正式提出了苏联的一系列要求：租用芬兰湾的四个岛屿30年，并用东卡累利阿地区的一些领土与芬兰交换靠近列宁格勒的一部分卡累利阿地峡。但这次芬兰政府还是没有接受曼纳海姆的建议，明确宣称不拿芬兰的国家领土做交易。斯坦因离开赫尔辛基时，明白地向芬兰人表示，苏联并不认为芬兰的否定是最后答复，苏联也不打算放弃对芬兰湾岛屿的要求，因为这些岛屿据说对于苏联的安全是极其重要的。
根据苏联政府的要求，这几次谈判一直是严守秘密的。除总统、总理、外长、财长和曼纳海姆等少数几人外，芬兰政府、议会和广大公众对于莫斯科的提议和意图一点也不知情。所以，芬兰人民并不知道，1939年10月苏联向芬兰提出的领土要求，大部分是重复它在1938年春季以来秘密地和执拗地提出的要求。

1939年8月23日，从苏联帝国的首都爆发了一个新闻炸弹，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还有一份臭名远扬的秘密议定书。 这个议定书和条约本身一样不需要批准就立即生效，其中规定“如果对于……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属的土地进行领土和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边界……如果对于属于波兰的土地进行领土和政治上的重新安排，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大体上应为纳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为界”。
这个秘密附件实际上不过是很久以来的、常常是肮脏的国际关系史中所熟知的“你我分赃”共识的又一例证。它所说的“领土和政治的重新安排”，显然只能通过侵犯相关国家的领土主权而实现。希特勒于9月1日以入侵波兰西部而开始了“领土和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的第一阶段，苏联于17日以入侵波兰东部而告完成这一任务。10天后，瓜分波兰的细节宣告完成，从而把这个国家从欧洲政治地图上一笔勾销。纳粹主义德国和共产主义苏联取得了在侵略中进行有效合作的第一批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芬兰及其北欧邻邦立即单独地和共同地宣布中立。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在芬兰并没有引起震动 ；相反，许多人士对于这个条约表示满意，认为既然可能威胁芬兰安全的两个大国现在已经携起手来，这样波罗的海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和平就比较稳固了。而且从1932年起两国都受到互不侵犯条约的约束，这个条约的有效期到1945年为止。“和平共处”似乎已经成了现实。这种感觉由于8月30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的保证而得到了加强，他对其在莫斯科的芬兰同行说苏德条约一点也没有涉及芬兰。
但是，苏联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以及10月5日以后直接涉及芬兰的那些事态发展，使这些乐观看法烟消云散，并在芬兰全国敲响了警惕来自苏联的危险的警钟。当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压力下被迫接受其强行要求的军事方面的安排和让步时，这些国家就成为说明莫斯科意图的不祥征兆。苏联于9月25日与爱沙尼亚开始谈判，后来分别与三国签定了把他们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条约 。在每个国家，俄国人都取得了在战争期间占领某些港口和军事设施、并在有关地区驻军的权利。虽然这些让步只限于“战争期间”，但这一点对三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安慰。它们对它们的共产党邻邦是有了解的，对于克里姆林宫里的现实主义者来说，条约是没有什么神圣意义可言的。因此，对于条约中写下的保证，说什么“本条约的实施……无论如何决不得……侵犯缔约国的主权……或者侵犯它们的经济或政治制度”，这三国也不能按照字面意义加以信赖或依靠。
看到芬兰湾以南这些事态的发展，芬兰人不难理解把三个共和国置于苏联主宰之下的事变的含义。显然，不管俄国人如何表白或辩解或提供诺言，允许苏维埃军队的进驻不仅使这些国家面临占领的威胁，而且实际上就意味着被占领。当芬兰人转过来对付苏联针对他们而采取的行动时，这种看法是有决定性意义的。10月5日，芬兰接到“邀请”，到莫斯科商讨某些未经指明的“具体政治问题”，这个“邀请”限期两天内做出答复，实际上是一道命令。
10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大林亲自提出苏联的主要要求，概括如下：芬兰要（1）同意签署一项“互助”条约；（2）把芬兰西南部的汉科半岛及其周围地带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3）割让芬兰湾内某些岛屿；（4）为了“增强列宁格勒的安全”同意调整卡累利阿地峡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5）同意拆除卡累利阿地峡的防御工事；（6）为了改正据俄国人说是以前被“粗率地和不自然地”划定的边界线，割让濒临北冰洋的贝柴摩地区的一部分。作为这些割让的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愿意将沿着苏联边界的卡累利阿前沿地带割让给芬兰。苏联让出的领土的面积 曾被大肆宣扬，其含义是苏联为了交换领土做出了慷慨的补偿，拒绝这一“慷慨的”要求就是违反道义。
芬兰的大多数领导人始终认为，从芬兰国家安全和严守中立的需要考虑，不能不拒绝苏联的要求。但曼纳海姆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事态的急剧发展并不感到震惊，一方面提议政府开始组建先头狙击部队派往卡累利阿地区，另一方面则在政军高层领导会议上提出对苏联的条件作些修改后加以接受。但是当时的外长埃尔科（Elijas Erkko）和国防部长纽卡宁坚决不同意。卡延德总理问曼纳海姆，战争打起来后芬兰能坚持多久。曼纳海姆回答说我们防务力量不足，不能冒战争的风险。他认为芬兰至少还需要一年才能做好战争的准备。然而次要的让步方案还是提出来了，芬兰人同意将最靠近列宁格勒的边界地区北移约12公里，并将芬兰湾上几个岛屿割让给芬兰。他们还准备给1932年互不侵犯条约加上一些补充条款，即缔约国不能以任何方式援助侵略者。苏联认为这些让步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加以拒绝。11月13日，芬兰代表离开莫斯科，临行前曾向莫洛托夫递交一份书面声明，希望以后的会谈能取得圆满的结果。
不论是代表团还是国内大多数人，对于1932年互不侵犯条约的保障力还是深信不疑，幻想芬兰人民依然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他们忘记了大国政治外交史中的这样一个常见现象：1914年8月4日，在德国国会大厦，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曾当场宣布，为了德国的需要，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和列强对其永久中立地位的保证“不过是一张废纸”。只有曼纳海姆对此有所警醒，他认为政府的政策是不负责任的，苏芬谈判破裂后埃尔科和唐纳要求降低防务戒备的要求使老元帅勃然大怒，立即提出了辞呈。他在辞呈中批评政府执行外交政策不力，并且忽视了防务戒备。对于曼纳海姆的这次辞呈，连卡里奥总统也准备换掉这个“老而易怒”的元帅了。他决定让厄斯特曼中将来接替曼纳海姆的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甚至连交接的时间都已确定，然而战争的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1939年11月26日下午，莫斯科宣称，当天15点45分 ，芬兰的炮兵轰击了位于卡累利阿地峡苏联一侧境内800米的迈尼拉村庄（Mainila），一共发射了7发炮弹。在给芬兰公使的照会中，莫罗托夫要求芬兰军队立即从边界后撤20到50公里。芬兰否认芬兰的大炮曾轰击过迈尼拉，并声明当被指责的攻击发生时，只有苏联大炮的活动得到证实。芬兰要求援引互不侵犯条约的内容，把这起事件交给一个仲裁委员会去调查解决，同时为了驳斥苏联政府指责芬兰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并威胁列宁格勒的说法，芬兰政府准备把卡累利阿地峡最南段的防御部队撤离列宁格勒一定的距离，使这些部队再也不能被指控为“威胁”这个城市的安全。
芬兰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在通知尚未送到苏联外交部前，芬兰驻苏公使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份照会。在照会中可以看到1931年的日本和四个月前的德国所施展的那些伎俩。日本关东军曾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的柳条沟对中国如法炮制这种谎言；而希特勒为了替入侵波兰找借口，也曾宣布波兰军队入侵了德国边境城市格利维策。苏方宣称在迈尼拉炮击中“有4人死亡、7人重伤”，但芬兰边境部队派调查人员去迈尼拉勘查现场时，却只见苏联调查人员围着几个弹坑转来转去，没有被领去看任何尸体或伤员 。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学家基林（Yuri Kilin）曾在2003年著文指出，迈尼拉的“炮弹坑”是苏联边防部队自己制造的。1939年7月，苏联就曾在同一村庄演练过这一“越境炮击”事件。从20年代起，苏联就在准备发动对芬兰的战争，并制订了冬季入侵和夏季入侵两套计划，夏季入侵包括夺取芬兰和瑞典之间的阿兰群岛。只是由于当时与德国的谈判还没有结果，后来又忙于解决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问题，所以苏军才没有在1939年夏季炮击迈尼拉、发动侵芬战争。至于炮击和轰炸本国领土，在苏联来说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前有1921年对喀琅施塔德要塞的炮轰，后有二战末期苏联轰炸机对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城市 进行的轰炸。
苏联提出指控后，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居间调解的努力被芬兰接受了，却遭到了苏联的拒绝。11月28日，莫洛托夫进一步发出照会，宣布苏芬互不侵犯条约已经作废。11月29日，苏联未等芬兰答复照会，就断绝了与芬兰的外交关系。11月30日早晨6点，苏联红军从陆、海、空三面全线进攻芬兰，其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无可辩驳地表明，在决定入侵前，已经做了长达许多个月的准备工作。在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最黑暗的时刻，芬兰和苏联之间的冬战打响了。
苏联的入侵使芬兰人只有两种选择：战斗还是投降。芬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战斗。尽管芬兰的军事设施和潜力都是微薄的，但这个国家却有一个无形而重要的、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力量源泉。芬兰人民知道苏联没有受到丝毫挑衅或提出任何合法理由而发动入侵，这就使芬兰获得了巨大的道义力量。芬兰人是赤裸裸侵略的受害者，这个明显的事实使芬兰人在道义和心理上占了巨大的优势。为了对付苏联的入侵，政府和人民都把全部力量集中到转入战时体制上来。苏联入侵时，芬兰全国“没有任何重大的震惊、愤怒或恐惧的表现，没有任何巨大的感情冲动场面，也没有戏剧性的爱国姿态……每个人都在故意缩小自己的作用，以产生一种举国戒慎的形象”。苏联的入侵立即使芬兰全国达到空前未有的团结，并极大地加强了全国抵抗侵略者的决心。这些因素对于支持芬兰人坚决不让自己国家受苏联控制的努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战争爆发后，曼纳海姆立即收回了辞呈，卡里奥总统将三军最高统帅的指挥权交给了他。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苏联出动飞机对赫尔辛基狂轰滥炸，同时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了猛攻。当天，曼纳海姆发布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号召芬兰战士保家卫国，“为我们的信仰而战斗”。第三天，他就离开赫尔辛基，前往战时司令部所在地，位于芬兰东部萨沃省、靠近卡累利阿前线的米凯利（Mikkeli）。芬兰独立战争后期，曼纳海姆曾在这里指挥过东路军攻打维堡的战役，他抵达米凯利后，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我又坐到了21年前同一个司令部的屋子里了”。这个东部小城自此成了芬兰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心，在整个冬季战争期间，曼纳海姆没有离开过司令部一步。
在曼纳海姆的要求下，芬兰政府进行了改组。尽管卡延德内阁在战争爆发后仍得到信任，议会也认为卡延德政府对苏联强加给芬兰的战争不应付任何责任，但这届政府还是有可能被苏联认为是重开谈判的障碍，所以在12月1日任命了一个新政府，其总理是曾任芬兰银行总裁多年的赖提（Risto Ryti），14个阁员中包括4名农民党人、4名社会民主党人、2名保守党人和2个瑞典人民党人。老资格的工人领袖唐纳 担任外长。赖提内阁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过瑞典向苏联试探停战的可能。12月4日，莫洛托夫拒绝了瑞典的调停协议，并声称苏联“并没有与芬兰政府作战”，因为它已经承认了在特里约基（Terijoki）成立的所谓“芬兰民主政府”。
特里约基村离俄国边界约数公里，战争一开始芬军就主动放弃了这里，该村成为苏军“解放”的第一批村庄之一。莫斯科运来一批芬兰共产党员，在这里组建了“芬兰民主政府”的草台班子，主角是苏联人像变戏法一样从其共产国际魔术口袋里掏出来的老牌芬共领导人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Otto Wiliamovich Kuusinen） 。库西宁“政府”随后宣称苏联红军是在他的“政府”的“请求”下入侵芬兰的，以此为苏联的入侵提供正当理由：“只要人民政府要求它撤离芬兰……它就会立即撤走”。这个莫斯科版的吉斯林竟然还面不改色地对芬兰人民宣称“只有原则上反对使用武力夺取土地和奴役别国人民的苏联，才能同意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护芬兰的独立，而不是用它进攻芬兰或奴役芬兰人民”。
12月2日，特里约基傀儡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条约，它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虚构说法， “由于芬兰人民的英勇斗争和红军的努力，前芬兰金融寡头政府为了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而在苏联边界上造成战争瘟疫的真正祸根已被消灭”，并提出了一项新的“互助条约”。该条约只是1938年苏联提案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让给“芬兰民主共和国”的卡累利阿领土增至“七万平方公里”。这项条约的公布让芬兰人看得很清楚，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和国，代之以独立性值得怀疑的共产党政权。


像1920年苏波战争中苏俄曾满怀希望地以为波兰的工人会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并加入俄国一样，根据其“阶级斗争”教条，这一次苏联领导人又是满怀希望地以为特里约基傀儡政府的成立和12月2日“苏芬条约”的签订会得到普通芬兰人、尤其是工人和“无产阶级”的欢迎，把他们争取到“解放者”这一边来，但工人们的反应正好相反。芬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合会发布声明，说“芬兰工人阶级渴望和平，但如果入侵者不尊重我们要求和平的愿望，芬兰的工人阶级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为了抵抗侵略、保卫民主、和平和继续作为我们自己国家主人的权利，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苏芬战争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西方国家普遍给予芬兰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芬兰军队在苏联红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保持了顽强的作战能力，获得了西方国家人民极大的同情和钦佩。丘吉尔于1940年1月20日说道：“孤军奋战的芬兰，在死亡威胁下的出类拔萃的、崇高的芬兰，显示了自由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芬兰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如果自由之光在斯堪的纳维亚北方最终被熄灭的话……那很可能预告黑暗时代的重新降临。”
芬兰政府开始时寄希望于瑞典出兵援助，但瑞典害怕卷入战争、影响自己的永久中立地位，连对两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阿兰群岛也不敢予以军事保护，只是允许8000多名瑞典公民前往芬兰自愿参战，其中两个加强营开到了前线。12月初，芬兰向国联发出呼吁，把芬兰问题提交国际联盟仲裁并要求国联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苏联的进攻。国联很快采取行动，于12月9日召开大会，11日召开行政院会议，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苏联拒绝出席。12月14日，国际联盟大会宣布苏联“以自己的行动把自己置于国际联盟之外”，庄严而郑重地开除了苏联。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1944到1945年间苏联坚决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组织来代替国际联盟的缘故。但是在行政院的15个成员国中，只有7个有勇气投赞成票，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南非、埃及、玻利维亚和多米尼加。芬兰的斯堪的纳维亚邻邦和其余的欧洲国家都认为沉默的弃权较为合适。
苏联领导人曾指望红军在两周内彻底摧毁芬兰的抵抗。但芬兰军队很快从边界地区后撤了20到50公里，撤退到主防御阵地——曼纳海姆防线。 12月10日，红军以强大的优势兵力向维堡进攻，芬兰军凭着手榴弹、掷弹筒和勇气对付红军的坦克与大炮。战斗持续了10天，芬军顶住了红军一次次进攻，终于守住了防线。
为了彻底摧毁芬兰军民的抵抗意志，制造恐怖气氛，早日逼迫芬兰投降，苏联空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对前线后方的芬兰城市和居民进行了狂轰滥炸。 11月30日轰炸赫尔辛基的9架SB-3轰炸机“据说”是去轰炸芬兰海军的两艘海防舰，但却把炸弹扔在了外观与军舰相差万里的、离芬兰总统府一公里远的公共汽车站上，当场炸死90人，炸伤240多人。当时动用空军轰炸和平城市和平民目标仍被国际社会现为暴行，西班牙内战中的格尔尼卡轰炸被苏联斥责为“法西斯暴行”，1939年德国空军对华沙市区的轰炸也为全世界所不齿。尽管苏联官方解释称这些飞机是去袭击军舰的，但它们扔下的却不是针对军舰 的穿甲弹，而是专门用来破坏建筑物和杀伤人员的高爆炸弹和燃烧弹。
苏联空军轰炸赫尔辛基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专门派人向莫斯科送信，希望苏军能够停止轰炸芬兰的城市。针对罗斯福的劝告，莫洛托夫同志给了一个经典的苏联式“诚实答复”：苏联轰炸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轰炸芬兰城市。苏联飞机确实在赫尔辛基上空执行过任务，但扔的不是炸弹，而是拯救芬兰饥饿人民和贫苦大众的面包。卑劣的芬兰政府硬要栽赃苏联，说他们扔下了炸弹 。苏联空军的燃烧弹后来就被冠以“莫洛托夫面包篮”的绰号。
苏联空军对芬兰的轰炸不只限于城市或者有价值的铁路枢纽、港口和工厂等目标。消灭芬兰民族的纪念物也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一个默默无闻的芬兰小镇普尔沃（Poorvo）就曾三次遭到过严重轰炸，其中一次有一架轰炸机被击落，机组成员被俘。小镇居民要求芬兰军官询问他为什么要轰炸这个既未设防，也无任何经济或军事目标的小村镇，苏联飞行员说：“哦，那个恶名昭彰的反动宣传鼓吹者鲁内贝格（Johan Ludvig Runeberg） 的故居在这儿。”在苏联空军队芬兰平民目标的轰炸中，有956名平民死亡，1800多人受伤。在整个冬季战争期间，芬兰防空部队击落了314架飞机，空军击落了208架飞机。许多被击落后迫降在芬兰土地上的苏联飞行员被愤怒的芬兰群众殴打之后私刑处死，然后草草埋葬。
战争开始时，芬兰陆军的主力集结在卡累利阿地峡，这里有两个军（6个师）的兵力。拉多加和卡累利阿地区有两个师，北部和南部海岸地区各有六七个营。当时芬军一个师的标准编制是14200人，下属3个步兵团和 1个炮兵团，配备36门火炮、12门反坦克炮和18门迫击炮。但是实际上战争开始时整个芬兰陆军只有37门反坦克炮，根据实事求是的估计，步兵所有弹药只够使用两个月，炮弹可能仅够三个星期之用。全国只有供武装27.5万人之用的简陋装备。其结果是在战争的结束阶段，参加作战的40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穿着便衣作战的。空军也存在同样的不足。虽然1939-1940年的严冬大大限制了双方海军的行动，但苏联舰队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反过来看，虽然芬军师的规模小于苏军，也无法进行传统的炮战、空战和坦克战，但其团和营的规模比对手大。这样，在湖泊和森林密布、不便于大部队展开的卡累利阿地区，芬军可以用小股作战、各个击破的战法，蚕食掉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入侵者兵力。虽然苏军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士兵却缺乏在严酷冬季作战的装备和专门训练。相反，芬兰虽然缺乏重型武器装备，但他们的战士却正好适应这种战争环境，已习惯于在冰雪覆盖的森林中前进。土生土长的芬兰人熟悉战场上的每一寸土地，而苏军只能一字排开地沿着公路行进，有时队伍距离拉开近100公里，路两旁到处是渺无人烟的森林、连绵的湖泊和沼泽。在这里，芬兰部队充分发挥优势，对苏军发动突袭和实施机动攻击，身后的森林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由于许多士兵会滑雪。芬兰军队的战术转移水平也很高。芬兰人还熟悉当地的气候特点，当气温降到极低点时，他们会换上舒适的冬装。芬兰发给士兵的白色伪装外套 可以把士兵与冰雪背景融为一体而不被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起，芬兰军队就成功地解决了在高寒地带宿营和隐蔽的问题，他们发明了一种帐篷，可供半个排的士兵（20人）使用，而且可以折叠成手提小包，便于携带。如果气温达到零下40度 ，一个便携式火炉足以保持帐篷内的温度，士兵还可以用它煮咖啡和加热食物。芬兰士兵还掌握了在无人区使用雪块和常绿植物构筑掩体的生存技巧。
当地农民和伐木工人拖拉原木的方法解决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在没有道路的森林中展开军事行动。他们避开峡谷、悬崖和陡峭起伏的地形，趁着黑夜的掩护，用雪橇在森林中开出小路，当马匹和雪橇通过时，就形成了一条冬季马路。在这种路上，一匹马可以拖拉一吨重的物资。士兵们用雪橇将弹药、地雷和炸药运到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也用雪橇送回后方。
早就预感到战争要爆发的曼纳海姆及时地令芬兰军队通过实战演习加强了战斗技巧。在征召的预备役人员中，有一半是农民和伐木工人，他们大部分是技术熟练的骑手。在1939年夏天，芬兰人就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小河上建造堤坝以提高水位，阻碍敌人进攻。1940年3月，当芬兰军队打开塞马运河的闸门时，苏军发现在洪泛区展开军事行动极为困难。虽然在寒冷的冬季提高水位很难做到，但冰雪覆盖了起伏的地势，令侵略者很难找到掩蔽物，在空中侦察下无可遁形。在北极的贝柴摩地区，基本上没有白天，士兵和工人们利用北极漫长黑夜的掩护装卸物资，使敌人很难从空中发现其行动并展开有效破坏。
12月中旬以后，斯大林调动列宁格勒军区几个师的兵力，绕到拉多加湖以北，从东卡累利阿地区向芬兰中部发动攻势，企图从苏奥穆萨尔米地区（Suomussalmi）突破芬军防线，进军芬兰西部城市奥卢，把芬兰拦腰切断。但芬军第15和第16独立营 在没有援军炮火赶到的情况下就发动突击，凭借稠密的森林湖泊和严冬大雪的地理条件，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与强大的对手周旋，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分割包围。
经过两周激战，芬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举歼灭了敌人第163师 和第44师整整两个整编师，敌方有27500人战死或冻死，133人被俘。芬军只损失了900人，1700人受伤，还缴获了两个师的全部武器，仅坦克就有26辆，另有181辆卡车、 391门火炮、52挺机枪、11辆拖拉机和26个野战厨房，以及大批弹药。芬军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1940年1月，芬军发起反击，在多处战场上取得了胜利。芬军的胜利引起芬兰人民和西方世界的惊喜，曼纳海姆在嘉奖令中称此为“雪中的奇迹”。
1940年1月初，唐纳外长再次通过熟人与莫斯科驻斯德哥尔摩公使柯隆泰夫人联系，试探和谈的可能。尽管前些时候苏联对特里约基傀儡政府大张旗鼓地承担了“义务”，但现在却又将其一脚踢开。l月底，莫洛托夫通过柯隆泰夫人表示苏联政府原则上不反对与赖提政府谈判媾和，而赖提政府的合法存在是过去苏联曾加以否认的。这说明苏联领导人由于战场的失利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已经开始改变对芬兰的做法。1月26日，赖提到米凯利征求曼纳海姆的意见，后者向赖提指出，虽然芬兰军队在抵抗俄国侵略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苏联军队和装备的优势最终将会突破芬兰的防线。如果继续打下去，战争结果将很难预料。因此，在还有谈判机会时，就必须接受俄国的条件。
在此后的6个星期中，芬兰力图获得下列几个问题的确实情况：1、盟国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数量和到达时间；2、挪威和瑞典关于盟军过境问题的态度；3、从瑞典得到志愿军和军用物资的可能性；4、苏联所坚持的议和条件。
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曾于1939年12月19日同意向芬兰提供一切可能援助，但实际上能拨出来的军事援助数量非常有限，除了少数重武器外，大多是轻武器和弹药，芬兰急需的飞机和坦克根本拿不到。瑞挪两国拒绝了援芬武装部队和军用品的过境权，拒绝的理由是如果给盟国这种便利，两国就会遭到德国的报复，从而使他们陷入这场大战中。但盟国并不灰心，甚至在1940年2月5日批准了英法联合派遣斯堪的纳维亚远征军的计划，派遣一支15万人的部队，占领挪威纳尔维克港和夺取瑞典北部铁矿区，不让德国人染指。这将不是一个小规模的牵制行动，而是一个大型作战行动，会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变成战场。
当盟国拟订这些计划的细节时，芬兰人继续努力结束这场战争。外交委员会的一些亲德政客试图劝说德国出手帮助芬兰抗衡苏联，但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冯•布吕赫告诉他们，德国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也无意劝说苏联恢复与芬兰的谈判，芬兰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1940年2月初，苏军在卡累利阿地峡 发动了精心准备的总攻击。2月11日，苏西北方面军集中了54个师的兵力，在强大炮火准备后转入进攻，面对防御方的密集火力，发动了一波接一波“视死如归”的人海攻击。经过3天激战，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的第一防御地带。曼纳海姆亲自到维堡视察战情，然后发布命令，让军队视战斗状况从第一防御地带地后撤到第二防御地带。2月16日，芬军后撤成功，随即在第二防御地带组织了出色的防御战，苏第7集团军经过两周苦战也未继续前进一步。

2月23日，在苏军尚未对第二防御地带发起攻击之前，芬兰政府从斯德哥尔摩获悉苏联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租让汉科半岛30年，割让包括维堡在内的整个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拉多加湖西部和北部的地区。严酷的领土要求使芬兰政府难以忍受，转而向瑞典和西方国家求救。但瑞典竭力劝芬兰接受谈判，英法则要芬兰顶住，并承诺尽快派远征军去芬兰。英国甚至还派军事联络官到米凯利向曼纳海姆详细通报了英国的出兵计划。曼纳海姆对此出兵计划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但觉得可以作为对苏谈判的施压手段。他告诉赖提，芬兰政府可以一边研究英法出兵计划的意义，同时要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系。
经过讨论和对各种时能性的估计，芬兰人看出，盟国援助无论如何也只是有限的，远征军人数不多，而且4月5日以前难以到达，曼纳海姆认为这个时间太晚，苏军随时有可能突破芬兰的防线，使整个国家面临军事占领的危险。2月28日，在米凯利召开了包括政府总理在内的军政领导人高层会议，讨论中，多数将军认为苏联的条件不能接受，芬兰军队还能打下去。政府部长们意见也不一致，曼纳海姆力派众议，认为芬兰军队已经尽力了，苏军如果突破维堡防线，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2月底，当芬兰政府还在犹豫时，苏第七集团军开始进攻维堡，从冰上越过维堡湾，由西北方向迁回维堡筑垒地域，切断了维堡至赫尔辛基公路。3月5日，苏军对维堡发起了猛攻，第二天赖提率和谈代表团前往莫斯科。3月7日，法国总理达拉第致信芬兰政府，信中说盟国等待芬兰要求援助的呼吁已经有好几天了，还说俄国害怕芬兰要求盟国援助，“我再一次向你担保，我们准备立刻给你们援助。飞机已准备起飞。作战部队已准备就绪。”他希望于3月12日得到最后答复。
3月8日，芬兰代表开始与莫斯科谈判，次日接到了苏联的停战条件。经过慎重地权衡各种对策后，芬兰政府决定接受苏联的要求。3月12日晚上，也就是达拉第规定的答复期限的最后一天，芬兰在莫斯科提出的和约上签了字。
莫斯科提出的和约是命令式的，不包含讨价还价的建议和反建议。它直截了当地要求芬兰割让10月至11月谈判间苏联要求的全部土地，还要求割让位于1721年《尼斯塔德和约》规定的瑞俄边界线俄国一侧境内的整个芬兰东南部。此外，它还规定芬兰必须放弃雷巴契半岛和中部东卡累利阿地区的一块土地，并以30年为期将汉科地区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苏联获得了贝柴摩地区的过境权，芬兰还必须同意在北方修建一条铁路，将苏联城市坎达拉克沙和瑞典的铁矿区联系起来。
和约没有规定赔款，但苏联坚决要求芬兰“赔偿”割让给苏联的芬兰领土上的“财产损失”，数目在9500万金卢布到14500万金卢布之间。大量铁路车辆等物资必须移交给苏联，割让领土上的几十座工厂必须重新装备好机器。苏芬战争一结束，芬兰方面还被勒令将5.5万名战俘转交苏联当局。他们被悉数解送到伊万诺沃州尤扎镇的特种集中营，四周上了铁丝网，由内务部押送队负责看守，且不得通信和会见亲友。大部分人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监禁，剩下的于1941年春被押送到极北地带。他们后来的命运就无从知晓了。
尽管莫斯科和约的苛刻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对芬兰人民而言，还不是灾难性的后果。大家都觉得全国人民在战争中已经作出了卓越的、令人钦佩的表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得到了保全。芬兰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在大国的入侵面前，一个小国也有权利屹立于自由国家之林。为此付出的代价固然是巨大的。虽然在4个月的战斗中芬军歼灭苏军约20万人，并导致40万敌军受伤，但芬军自己的阵亡军人也多达23150人，伤者达47550人，其中9500人成为终身残疾。如果把死于轰炸的城乡乎民也计算在内，芬兰在这场战争中共牺牲了2.5万人。有42万人逃离被苏联吞并的地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然而当芬兰人在1940年春天开始享受阳光照耀和白昼渐长的日子时，他们不难感觉到，不管正在进行的大国之间的战争结果如何，作为一个表现了“不是为自由而生，便是为自由而死”的坚强意志的民族，芬兰人在将来是不会得不到应得的报酬的。
芬兰人之所以接受极其苛刻的和约，是因为国家的自由得到了保全。考虑到苏联在战争开始时的意图，这件事似乎是个奇迹。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维堡防线被突破、芬兰全国面临军事占领之际，苏联突然同意决定结束这场战争？考虑到苏联所扶植的库西宁傀儡政府，这个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1940年2月以后，苏联悄悄地抛弃了这个“政府”，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这个“政府”的成立只是迫使芬兰求和的一种策略。事实上，苏联有充分的能力和意图把这场战争打完，哪怕是让芬兰人淹死在红军战士的血海之中，从而完全占领甚至吞并芬兰。然而，正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也会首先捕食老弱病残的猎物一样，即使强大残暴如苏联，也会选择更弱小的目标先下手。如果先撇开芬兰不顾，转而对付如同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软弱的波罗的海三国，使其自动落到苏联的口袋里，比花巨大代价硬攻下拼死抵抗的芬兰要容易得多。而且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英法等国必将派出远征军，即使不能拯救芬兰，也势必使瑞典和挪威落入盟国的势力范围，甚至使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的过程节外生枝，这是苏联所不乐意看到的。
其次，停战之后，苏联向芬兰提出了诸如改组政府、替换部长、禁止加入北欧共同防御同盟等一系列干涉其内政的要求。在1940年芬兰总统选举前夕，莫斯科甚至明白表示，如果被提名的4个候选人中任何一人被选为总统，克里姆林宫将把这次选举解释为芬兰决心不遵守3月和约的表示。这些手法此前已在波罗的海三国上演过，这一事实可以说明苏联对芬兰的最终意图。所有这些情况使得芬兰到了1940年秋季已经处于听任东邻继续勒索的凶多吉少的地步。
然而从1940年夏季开始，德国立场的改变打乱了苏联对芬兰继续加以干涉和控制的步骤。芬兰人在8月间从某些事态的发展中得到了鼓舞，其一是在德国入侵挪威时运经挪威而遭德国人扣押的不少芬兰军火物资被德国人发还了。在丹麦被扣的军火也被放行了，甚至其中有些实际上是德国军火或德国的战利品，伪装成被扣的芬兰货物。芬兰还同德国成功签订了购买军火的合同。与这笔重要交易相关的，是德国人提出驻挪威北部的德军进出芬兰的问题，他们援引7月5日瑞典所给予的类似便利作为先例。芬兰政府内的主流意见是主张接受德国提议，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唯一能够出售大量军火的国家改善关系，二来德国军队过境或使用芬兰的港口和铁路并不被芬兰人看作是有占领可能的威胁，正如苏联在7月9日提出的通往汉科的过境权也没有被认为是占领威胁而被芬兰接受一样。经与总统和曼纳海姆商量，芬兰政府接受了德国的提议，于9月12日签订了初步协定，10天后签定了正式协定。
芬兰议会和公众获悉与德国达成的这些协议时感到无比宽慰。协议签订后，芬兰立即将其内容通知了瑞典、苏联和英国。苏朕没有反对，瑞典官方表示祝贺，英国尽管提出了正式抗议，但丘吉尔私下表示，对干这项安排的理由，伦敦是能够理解的。
在芬兰和一般外界不知不觉中，德国对芬兰的态度正逐渐改变，到11月底，已经到了抵制苏联在芬兰进一步行动的地步。当年11月10日到12日，访问柏林的莫洛托夫在有希特勒亲自参加的德苏外长会谈中宣布苏联打算“应用与在比萨拉比亚所应用的相同标准”，即通过吞并的手段 ，来最终解决芬兰问题，并认为德国“当然仍然承认”苏联在芬兰有完全自由行动的权利，因此会将“过境军队”撤离这个国家。但是莫洛托夫没有得到满足，反而被希特勒亲口告知，虽然苏联在芬兰有“政治利益”要照顾，但德国也很关心对战争有重要关系的芬兰的镍矿和木材，同时也不愿使波罗的海地区变成一个战场，从而可能导致英国空军利用芬兰基地来攻击德国。德国对芬兰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但德国设想苏联是会“正确地承认德国的经济需要和利益的”。
在吞并芬兰的企图遭到德国人的抵制后，莫洛托夫又提出把芬兰降为一个卫星国或者更低的地位，但这个企图还是失败了。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拒绝顺从苏联。现在回想起来，这显然是希特勒在1941年6月实行的向苏联进攻的计划的早期迹象之一。大概在1940年12月，希特勒下令草拟入侵苏联的计划，而当他11月在柏林顶住莫洛托夫所下的棋子时，无疑在思想上已经确定了这场冒险计划。希特勒力保芬兰的独立，是否是由于芬兰人在冬战中的英勇善战，使德国人在芬兰人身上发现了曾被他们忽视的利用价值呢？
如果1939年8月德苏勾结没有给苏联在芬兰的行动自由，而芬兰也始终没有受到苏联侵略的摧残的话，对于苏联的安全因素来说，芬兰作为一个不参战的中立国，无疑比一个由于被侵略而保卫自己的芬兰更有价值。如果德国在1941年6月以后企图进攻芬兰，那么一个没被苏联侵略过的、中立的芬兰，极有可能在进行同样猛烈的抵抗后被德军占领，但这个国家的地位将会是和丹麦、挪威一样成为反对德国的同盟国，而不是一个为苏联侵略所迫对苏作战的国家。
在1939年10月到11月的谈判中，苏联人犯了几个错误，一是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芬兰人怀有侵略苏联的意图，而且一遇到机会就要实现这些意图；二是没有正确估计到芬兰人民在遭受攻击时进行抵抗的决心。俄国人太过于自信，以为凭苏联的实力，足以软化芬兰人民，使他们认为苏联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不消说，苏联在与芬兰打交道中所犯的错误，如果与斯大林对希特勒德国的政策的错误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如果英国在1941年以前屈服于德国 ，由苏联一国单独应付1941年希特勒入侵所造成的局面，斯大林在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三国所得到的利益大概只会是一个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再者，如果盟国对苏联的援助只是像美国的大量援助平衡了力量、并使天平倾向于盟国一边之前那样有限和微不足道，那么德国入侵的结果，说得最轻的话，也是灾难性的。
不能正确地理解芬兰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作战能力，对苏联来说是一个丢脸的、也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在他们看来，体积、数量、重量等似乎等于一切，而热爱自由和独立的精神、正义、自信所产生的巨大支持力，看来对于他们都是不存在的。这不是说苏联军队都是无能的战士。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很快地学到了在当时芬兰前线的那些条件下作战所需要的基本东西，并很快赢得了他们对手的钦佩。
有些人在讨论苏芬战争的起因时，一直试图否定苏联对芬兰的吞并意图，只认为苏联的目的是交换领土。但1940年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谈判中苏联外长亲口提出的吞并芬兰的要求是最有力的、最无可辩驳的证据。对于苏芬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可以作出这样的设想：即使芬兰在1939年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交换领土的要求，它也不能免于莫斯科的进一步敲诈勒索，比如拆除曼纳海姆防线、更换政治领导人、取得过境权等等，最终两国间的一场战争仍不可避免，然而这样的战争，由于其发生的时间 ，将很难激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同情，挪威的沦陷将使芬兰更难获得来自盟国的援助，而由于领土交换而丧失曼纳海姆防线最重要的防御地区，以及芬军随着天气变暖而丧失其熟悉冬季作战的优势，最终将导致彻底的灾难。不管怎样，芬兰被迫将十分之一的领土割让给苏联，并丧失了部分人口，从这方面讲，芬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然而换个角度看，冬季战争挫败了斯大林要吞并整个芬兰的意图，维护了国家主权，这一点足够使芬兰人民得以补偿。
到1940年12月底，“巴巴罗萨计划”的大纲已经拟好。这个人侵计划是绝密的，其详细内容到战争结束后才全部大白于世，至于德国对芬兰的计划，人们始终不知道。1941年1月中旬，芬苏之间关于贝柴摩镍矿的危机 激化到了顶点，苏联召回了驻赫尔辛基公使，废除了贸易协定，并增加了卡累利阿地峡的驻军数目。曼纳海姆要求实施部分总动员，但此时已担任总统的赖提担心这样做会使形势进一步激化。
1941年2月至5月，德国派出多名高级官员访问赫尔辛基，也要求芬兰派代表团去柏林，但两国间的谈判多属于探讨性的，德国人只是一味地询问芬兰派去的代表，如果苏联进攻芬兰，芬兰总动员需要多长时间，战略计划是什么。德国一方面对芬兰放风说德国绝对不会进攻苏联，另一方面又说要做战争的准备，最后提出德国要派部队到芬兰北部的拉普省。
外界敏锐的观察家到1941年3、4月间已经觉察到希特勒已改变了方针，这个印象在5月由于德国和芬兰军事合作的初步步骤而得到了加强。5月25日，以曼纳海姆元帅的参谋长海因里希斯将军将军（Erik Heinrichs）为首的芬兰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在萨尔茨堡的德国最高统帅部，并于5月26日访问了柏林。德国人告诉芬兰代表团，沿着苏联的西部边界，集中了大量苏联军队，这使德国有必要采取响应的行动。德方指出（当然，与事实相反），德国无意发动对苏战争。但是万一苏联进攻，德国将被迫在极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包括派遣一个师的部队经过芬兰前往挪威。
因为芬兰代表团明确表示他们无权讨论、谈判或同意任何要求承担的义务，而赖提总统和其他人士也一再声明过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苏联发动未经挑衅的进攻，所以萨尔茨堡的谈判仅仅限于以苏联发动进攻为前提对各种假想的可供选择的对策进行估量。德国人此时还没有对芬兰提出任何要求军事合作的协定。芬兰人只是猜测德国突然对芬兰感兴趣的原因，但由于互相矛盾的谣言和猜测，谁也不知道德国人的真实意图。1941年5月30日，赖提总统给芬兰驻德公使基维梅基（T.M.Kivimaki）的训令说明当时芬兰人对局势捉摸不定到了什么程度：训令指示公使通知德国，赫尔辛基希望当时德国与苏联的谈判 能够保证芬兰的独立，如果可能的话恢复1939年的边界，仅作一些调整，使苏联人保留他们认为对列宁格勒防御有重大关系的地带。芬兰的这些建议自然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与向芬兰人宣称的相反，德国并没有与苏联进行任何谈判。这个训令发出之时，距德国入侵苏联只有三个星期，这一点说明芬兰对希特勒的真实意图是多么茫然无知。直到6月3日，德国代表才找到曼纳海姆，直截了当地提出芬兰是否愿意参加对苏战争，如愿参加，芬兰想得到什么。曼纳海姆开始感到很吃惊，想把话题引到芬兰提出的问题上来：如果苏联再次进攻芬兰，德国打算怎样做。最后，曼纳海姆表示，芬兰将保卫自己，如果这样做将被卷入一场德苏战争，那么芬兰将不要求什么，但若得到援助，芬兰会表示感激。德方要求芬兰给予明确的答复，曼纳海姆这才表示同意德国两个师的部队进驻拉普省。
6月的第一个星期，德国开始向拉普省运送部队，驻挪威的一个师和经拉普省前往挪威东北塞尔克内斯的一个师调到了芬兰北部。这些调动表明风暴即将到来。芬军于6月10日下令部分动员，又于6月18日进行扩大范围的动员，在东部边界部署了防御性的军队。至6月18日止，由作战军、本土防守部队和边防警卫部队组成的芬兰武装部队总数已达65万人，其中作战军47万人。陆军被编成12个师，5个军，3个总司令部，1个海军司令部。全军配备有556000支普通步枪，14500支速射步枪，5400挺机枪，13700支冲锋枪，3500门火炮、迫击炮，86辆坦克，22辆装甲车，761门高炮，180挺高射机枪。海军另有336门海岸炮，169门野炮。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在电台讲话中宣称德国军人“与芬兰同志结盟”，“共同战斗在北冰洋沿岸”，但实际上此时芬兰尚未与德国结盟，直到当天中午，德国才把“巴巴罗萨计划”的内容通知给芬兰政府。芬兰政府还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了希特勒关于德芬结盟的说法，并宣布中立。但曼纳海姆确信希特勒的这—声明会被斯大林当成既成事实来看待，“这必将引起俄国人的报复。但另一方面，我相信这样的攻击迟早都会发生。”
事情发展果然如此，苏军最高指挥官下令向芬兰发动报复性攻击。到6月25日，苏联空军轰炸芬兰的军事基地后，芬兰才向苏联宣战。当然，苏联对芬兰的空袭并不是虚构的。按苏联史料的记载，在1941年6月25-30日，苏联航空部队对驻扎在挪威、芬兰的德国第5航空队以及芬兰空军发动了连续6天的空袭，并“击毁德国飞机130架” 。
同冬战初期相比，芬兰军队此时规模更大，战斗意志更强，装备也更好。11个师部署到了前线，其他部队直接面对俄军的汉科基地。此外，最高统帅部还保留了4个后备师的兵力。
从7月开始，芬兰对苏联的进攻分成三路，一是北部的贝柴摩，二是东卡累利阿，三是卡累利阿地峡。芬兰北路作战部队的一个师划归德国人指挥，进攻方向是摩尔曼斯克铁路。开始时，芬军在贝柴摩跨过了1920年《多尔帕特和约》规定的边界，后来苏军调来增援部队，给芬军以重创，进攻就停了下来。德军对摩尔曼斯克的进攻也受阻不前。在卡累利阿一线，芬兰组建了卡累利阿军团，包括5个师和3个旅。 7月23日，卡累利阿军团攻入拉多加湖北岸的原芬兰领土，于9月7日抵达老边界斯维尔河。
曼纳海姆于9月8日到东卡累利阿前线视察，站在斯维尔河岸上，遥望苏联的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彼得罗扎沃茨克。卡累利阿—芬兰原为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1940年苏芬停战后被升格为加盟共和国，苏联将该加盟共和国的领导班子作为未来吞并芬兰后的政府班底，首脑仍是库西宁。10月10日，彼得罗扎沃茨克被芬军攻克。
芬军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攻势开始于7月底，到8月底时收复了维堡，曼纳海姆在致赖提总统的电文中说“芬兰的蓝白十字旗在古老的维堡城堡上重又高高飘扬，这证明战士们的英雄业绩，也标志着我国人民的内聚力和随时准备牺牲的精神”。 9月16日至18日，曼纳海姆视察了维堡和卡累利阿地峡，在前线地区，他看到列宁格勒已经暴露在德军炮火之下，不禁勾起了他在这座辉煌壮丽的俄罗斯帝国京城生活与工作的那段难忘岁月的回忆。
对苏战争持续越久，芬兰依附德国的程度越深，脱离战争的努力也就更加困难。在曼纳海姆看来，与希特勒德国的亲密关系总是一个严重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充分认识到德国的侵略性及其傲慢性格，对纳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芬兰参与战争的目标是维护芬兰的独立，既然芬军已经收复失地并攻入了东卡累利阿，那么就应该避免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恶化芬苏关系。1941年8月，德国曾两次要求芬军参加对列宁格勒的围攻，都遭到曼纳海姆的坚决拒绝。从12月开始，芬军进入阵地战，固守前沿，不再进攻。
芬兰从战争一开始就宣布自己不是德国的盟国，而是“共同作战国”，只是为了收复领土这一有限的目标而作战。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模糊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分，盟国也拒不接受这种说法。
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同芬兰的关系就已恶化，华府宁愿把芬兰看作是为希特勒这个独裁者效劳的奴仆，而不是在俄国虎口下奋力求生的受害者。1941年11月，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了如下问题：芬兰与德国的联合军事行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严重危害英国及其盟国并威胁北方供应线”，芬兰的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全美洲自卫防务目的的威胁”。珍珠港事变后，美国的态度更为强硬，为了劝说芬兰退出这场战争，美国曾断断续续地进行过努力，但都失败了，原因是美国没能提出切实保证芬兰独立或使它不受苏联继续侵略的办法。当时所提供的作为代替继续作战的唯一选择是接受俄国的征服，而当初在1918年、1939年和1941年促使芬兰人拿起武器的，却正是这种可怕的前景。在苏联不保证芬兰的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芬兰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只有打下去。
英苏结盟使英国这个1939年力主援助芬兰的国家处于一种更微妙的境地。1941年12月29日，丘吉尔私下致信曼纳海姆，说“我对即将面临的情况感到悲哀。出于对苏联盟友的忠诚，我们将被迫在几天后向芬兰宣战。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兵戎相
见……的确，战争打响后，您的部队已经推进很远了，能否停下来并撤离？这并不需要发表什么公开声明，只要以天气恶劣为由停止军事行动，做出实际上的停火就行了。……我希望能使阁下相信，我们必将战胜纳粹德国，甚至比1917年或1918年更有把握。如果贵国在英国的朋友看到芬兰同满手罪恶的战败德国处在同一战线，那将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啊！回想起我们之间愉快的谈话……促使我向您致以真挚的个人建议，希望不要在事情无法挽回时才考虑这些问题。”
在给丘吉尔的回信中，曼纳海姆写道：“昨天，美国公使从赫尔辛基转交了您于1941年12月29日写给我的信函，深表荣幸，并对您的个人关心以及那些建议表示感谢。相信您会理解，在我们认为尚未达到足够保证我们安全的地区时，我们还不能停止军事行动……如果为了保证芬兰的安全而与英国发生冲突的话，那将太令人遗憾了！对我个人来讲，如果英国被迫问芬兰宣战，我将深感悲痛。在关键时刻，您传递的信息确令我万分感激！”尽管如此，几天后，为了满足盟友斯大林的要求，丘吉尔还是向芬兰宣战了。
虽然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回避了停战的问题，但在整个“持续战争”或称“续战”期间，曼纳海姆一直都小心翼翼地保持和德国人的距离。虽然他指挥一部分德国军队，但他始终让两支军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出现共同作战的现象。芬兰和德国只是战斗伙伴，而非盟友，因此，当收复了所有失地后，曼纳海姆指出“我们（此后在对苏战争中）的身份只是中立的邻国，而不是心怀愤恨的故国”，他开始考虑退出战争的问题。1942年1月，曼纳海姆对访问米凯利大本营的赖提总统说“我们就要灾难临头了”。他认为芬兰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恶化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行动，同时必须准备退出这场大战，因为美国已经参战。此外，德国人也在一直施加压力，要求芬兰订立一项有约束力的同盟条约，而芬兰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样的同盟的。
在德国人的一再施压下，芬兰人只得在1941年11月25日签订了另一个被认为无实际意义因而令人较少反感的条约，即《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由德国和日本签订于1936年、1937年意大利加入的协定，其主要条款是规定在一个秘密议定书中，该议定书规定签字国不得与苏联签订任何政治条约，但德国人在1939年8月23日、日本人在1941年4月13日都破坏了这个规定，日本甚至想把苏联也拉进《反共产国际协定》中来。
在该协定缔结5周年期满纪念日上，9个欧洲国家和日本、伪满在柏林签订了延长该协定的议定书。芬兰和丹麦也是签字国，显然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另一个签字者，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在他的日记中私下说：“德国人是房子的主人……他们让我们都觉察到这一点……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们在欧洲的霸权现在已经建立起来。这件事是凶是吉，是另一问题……因此，（意大利）最好就坐在这所房子的主宾席上算了。”芬兰为了避免在战争中与德国发生引起纷争的麻烦问题，还可能由于政府觉得有必要避免在“房子主人”的旁边坐错位置，所以决定参加这个协定。
1942年6月4日是曼纳海姆的75岁生日，起初他不想操办任何庆祝活动，但芬兰总统和政府成员都要来米凯利向他祝贺，他也不便拒绝。然而6月3日晚上，他收到一份令他十分吃惊的电报，称德意志帝国总理兼总司令希特勒将于4日飞抵芬兰向他祝寿。德国官员希望曼纳海姆在希特勒的专机降落时去机场迎接，但遭到了他的婉拒。曼纳海姆后来对身边的人说“一个陆军元帅是不能去迎接一个下士的”，他让赖提总统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去迎接希特勒。
希特勒给曼纳海姆祝寿之举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曼纳海姆惟恐希特勒此次前来是为了压芬兰配合德国进攻列宁格勒和别洛莫尔斯克城，但希特勒的举止却相当“合情合理”和“克制”，而曼纳海姆则不卑不亢地以理相待，言辞中没有作出任何束缚芬兰和他自己的承诺。希特勒对曼纳海姆的招待非常满意，并空洞地许诺，在他设计的未来世界中，将给予芬兰一个“显著的地位”。
应德国的要求，曼纳海姆于6月27日带了几名随员去柏林回访。原来德国要他去的目的是向他通报希特勒策划的对苏联南部的新攻势。帝国元帅戈林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新攻势“不久就会决定战争的命运”。德国要芬兰做的是在北方发动配合德军的行动，攻占坎达拉克沙和别洛莫尔斯克。
曼纳海姆对德军的南方攻势能否取胜心存怀疑，也不想在北部发起进攻，因为美国人已经通过瑞典向他透露了情报，如果芬兰占领别洛莫尔斯克，苏联就会压美国对芬兰宣战，正像芬军占领彼得罗扎沃茨克后苏联压英国对芬宣战一样。而这一点正是芬兰要竭力避免的。 于是，芬兰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办法，迟迟按兵不动。
不久以后，战场上的形势果然发生了变化。德军发动的“决定战争命运”的南方攻势在斯大林格勒遭到了重大挫折，几十万德军拼上全部后备力量，也没有切断苏军伏尔加河交通线，反而被苏军团团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区。而且北方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圈还没有完成，就让苏军突破了彼得罗扎沃茨克一线。
1943年2月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残存的德军全部投降。芬兰最高统帅部作出了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打输了的结论。2月3日，芬兰政府的核心成员与曼纳海姆等高级将领在米凯利开会，共同制定了脱离战争的目标。1943年3月20日，美国作为和谈中间人，把苏联的和谈条件传了过来芬兰必须撤回到1940年的边界。芬兰必须赔偿苏联全部战争损失的50％。芬兰无法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只好加以拒绝。 3月26日，芬兰外长拉姆塞（A.Ramsay）访问柏林，试探德国对于芬兰与苏联单独媾和的反应。里宾特洛甫大发雷霆，要求芬兰立即停止和谈，并与德国缔结禁止单独媾和的同盟条约，但德国人的要求也被芬兰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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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芬兰通过斯德哥尔摩得到了苏联人想重开谈判的暗示，于是向苏联提出了新的和谈条件：恢复1939年以前边界，但作某些有利于苏联的调整；撤除芬兰领土上的苏联军事基地；苏联保证不侵犯芬兰主权。对于芬兰的试探，苏联的答复是1940年边界是不能改变的，其他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解决。1943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盟国外长会议要求德国及其卫星国无条件投降，但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排除了将芬兰归入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国家之列，这也反应出苏联对芬立场的松动。
1944年2月，芬兰秘使在斯德哥尔摩会见苏联公使柯隆泰夫人，与苏联建立了直接的接触。2月19日，赫尔辛基接到了苏联提出的停战条件，其中有些必须立即加以接受，有些可以留待以后讨论。必须立即接受的条件包括断绝与德国的关系，驱逐或拘禁在芬兰境内的所有德国军队（如果芬兰完成这项任务有困难，苏军可以协助），和完全地、无保留地接受1940年和约条款。留待以后讨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是芬兰军队的局部或全部复员，战争赔款和割让贝柴摩地区。2月29日，政府把这些条件通报给议会，并建议尽管苏联提出如此不祥的条件 ，但争取和谈的努力要继续下去。
3月25日，以巴锡基维为首的芬兰代表团前往莫斯科，4天后，莫洛托夫把最后的停战条件交给芬兰代表，谈判就结束了。这些条件包括：1、与德国断绝关系并最迟到4月底驱逐或拘禁芬兰境内的德国人；2、恢复1940年边界并在4月底以前从苏联土地上撤回全部芬兰军队；3、立即遣返战俘；4、在六、七月间芬兰军队必须裁减到和平时的编制水平，在5月底前必须完成半数军队的复员；5、赔款总数为6亿美元，6年内偿请；6、割让贝柴摩；7、如果芬兰接受上述6个条件，苏联就把汉科还给芬兰。
曼纳海姆倾向于接受这些条件，认为不光从芬兰军队的实力考虑，苏联人的大国主义尊严受到伤害也是值得担忧的，如果在欧洲大陆决战时刻苏联分军对付芬兰，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不过他也对能否在规定期限之内驱逐德军并无把握。芬兰政府和议会仔细考虑了俄国人的条件之后，认为这些条件将使芬兰人民承担一种“远非力所胜任的负担”，赔款帐单意味着毁灭性的经济奴役，而一个月之内驱逐德国人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违约以及苏联的占领，所以芬兰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只得在4月18日拒绝了这些条件。
1944年6月9日，盟军诺曼底登陆3天后，苏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了精心准备的总攻击。此时的苏军实力已经非同小可。在此后被称为“流血之夏”的两个星期内，芬兰的主要防线失守，苏军有继续前进之势。
6月29日，维堡再度失守。曼纳海姆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估计斯大林现在要谋求军事占领，准备从卡累利阿地峡进军，占领芬兰全境。尽管到了7月中旬芬兰防线已告稳定，地峡所有西部和中部地区都落入苏军手中，拉多加湖东岸的芬军也面临日益加强的压力，不得不撤到芬兰境内。芬军的后撤和集中加强了防御力量，结果使苏军不能突破防线，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掩盖局势的危急，而且由于德国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情况尤其险恶。因此芬兰政府于6月22日再次通过斯德哥尔摩向莫斯科表示求和之意。第二天，芬兰得到回音说苏联准备媾和，但芬兰必须先投降。
正当芬兰在军事形势和苏联要求投降这两方面压力下左右为难时，德国人插手进来了。在苏军发动总攻时，曼纳海姆曾向芬兰北部的德军求助，驻拉普兰的德国山地步兵司令迪特尔立即将库存的反坦克武器送往芬军前线，并向德国最高统帅部紧急求援，以免芬兰崩溃陷落。几天后，德国派出战斗机和轰炸机支援芬兰，并运来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芬军总算挡住了苏军的进攻。之后曼纳海姆要求德国陆军提供更多支援，最好派6个师来，迪特尔为此特地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希特勒同意援助，但芬兰必须签订同盟条约。迪特尔本要飞回赫尔辛基，同外长里宾特洛甫会合，跟芬兰进行谈判，但途中因飞机失事而身亡。
6月23日，里宾特洛甫抵达赫尔辛基，他要求芬兰保证作战到底。如果得不到这种保证，德国对芬兰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将立即停止。除了向苏联投降外，芬兰的唯一选择只有接受德国人的要求了。但赖提总统知道议会不会批准这样的政治条约，并且担心按正常方式缔结德芬盟约只能带来有害的长远影响，因此决定采取另一种手法。他于6月26日写了一封没有任何内阁成员副署的个人信件给希特勒，答应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不单独措和，也不同苏联进行谈判。事实上这个文件是毫无意义的，根据芬兰宪法，芬兰总统无法承担这样的对外义务，而且只要赖提一辞职 ，他个人对德国所承担的义务也就告终，同苏联谈判的大门就为他的继任者打开了。
6月底，德国经爱沙尼亚的塔林港向芬兰运去了一个突击炮旅 和一个步兵师 。此时芬军已在维堡的后方阵地站稳了脚跟，并于仲夏节后进行了决定性的反攻，把苏军打回了原来的阵地。在东卡累利阿战线上，芬军更是和苏军展开了拿手的狙击牵制战，8月初，芬军步兵第21旅在伊洛曼齐大森林进行的反击战中，使苏军第176、第289两个师陷入包围圈，苏军突围逃跑时丢盔卸甲，将全部重型装备丢给了芬兰人，包括各种火炮94门、迫击炮84门、汽车66辆和军马200匹。在整个夏季攻势中，芬军伤亡为35000人，苏军伤亡则达11万6000人。芬苏双方坦克和装甲车辆 的损失比例为35:700，飞机为30：311 。
反击的胜利给芬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斯大林此时急需抽调大量兵力最终击败德国。1944年7月中旬，苏联通过斯德哥尔摩告诉芬兰，愿意进行和谈。为了给和谈铺平道路，赖提总统于8月1日辞职，从而解除了对德国人承诺的义务。8月4日，议会制订了一项特别法令，宣布任命曼纳海姆元帅为芬兰共和国总统。在当天的总统就职典上，曼纳海姆身着元帅戎装，用芬兰语和瑞典语宣誓，当他从议会大厅走出来，出现在议会大楼门口高高的台阶上时，会聚在大楼外的群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8月17日，曼纳海姆通过来访的凯特尔元帅通知德国，赖提个人对里宾特洛甫作出的不单独请和的保证已经不再被认为有约束力。8月30日，芬兰与苏联开始了停战谈判。苏联提出了谈判的先决条件：芬兰必须公开与德国断交并要求德国在9月15日以前从芬兰撤军，这样苏联才接受芬兰的谈判代表团。芬兰必须在9月2日午夜前接受这一条件，否则苏联将终止谈判，占领芬兰。意味深长的是，这个通知并没有把芬兰的投降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9月2日，经议会投票同意，芬兰政府宣布同德国断交，并要求德军撤出芬兰。9月4日，芬苏战场全面停火。9月19日，芬兰外长恩克尔将军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和临时和约。芬兰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全部条件，包括割让贝柴摩地区，将赫尔辛基以西20公里的波卡拉地区租给苏联50年，苏联获得至波卡拉的过境权，以及削减军备。临时和约允许芬兰人保持一支34400人的陆军，约略相当于1939年以前常备军的数目。海军以4500人和1万吨舰只为限，空军以3000人和60架飞机为限。禁止拥有潜艇、人操鱼雷等攻击性武器。这些条款后来基本上被1947年在巴黎签订的盟国对芬和约所采用。经英国说情，战争赔款从6亿美元减为3亿。但这个数字分摊到350万芬兰人头上，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求德国人偿付的战争赔款还多。
芬兰与德国断交后，德军非但没有撤出芬兰，反而在芬兰湾袭击了芬军控制的苏尔岛，从白海前线撤退下来的德军还烧毁了拉普兰的许多村庄。对于驻扎在拉普省的德军山地步兵，芬兰未敢出兵驱赶，但在盟国监督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 催促下不得不勉强出兵。曼纳海姆把从前线撤回国内的兵力调至奥卢地区，然后沿着凯米河向拉普省首府罗瓦涅米进军。9月28日，芬军与德军第一次交火，在6万人的芬兰军队进攻压力下，德国山地步兵边打边退边破坏，直到11月21日才撤至挪威边界。拉普省留下的是一片废墟，而且到处埋下了地雷，给战后返回家乡的居民造成了灾难。在扫清德军的作战中，有774人死亡，2900多人受伤，平民死伤人数多于土兵。从1945年到1948年，在清扫德军留下的约64200个地雷、307600发炮弹和3100枚航空炸弹的工作中，又有72人被炸死，142人受伤。
结束同纳粹德国的合作关系和驱赶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