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



一．人为什么会杀人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从门内探出了一个哆哆嗦嗦的脑袋往周围张望。一会儿出来了个战战兢兢穿和服的男人，这时等待多时的我们部队的战士突然出现了在他面前。这个吓得手脚不能动弹，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鼠辈被放倒在地，立即尝到了铁锹和铁棍齐下的滋味。

几十下饱含着对辻，正田，武藤，川口四同志被惨杀的阶级愤怒的铁锤，让东大的反革命分子深深地沉没在血海里。这个鼠辈只发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两声半细细的悲鸣”。

翻译不下去了，想吐，太血淋淋了。

这是1973年12月30日中核派袭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革马派成员的纪录，发表在中核派机关报《前进》上。标题是《铁的进击完全打倒革马派，红色恐怖的猛攻爆发》。要读完这篇东西或者是那些机关报上的其他类似文章，需要有一副及其坚强或者极其粗糙的神经。

老冰翻译得很不好，其实原文的文笔非常优雅漂亮（“优雅”用的是不是有点怪？但是确实是相当优雅），看得出那些曾经在精英路上走过的作者们的文学修养。那个时候日本学生运动已经接近了尾声，那场学生运动已经从开始时的反帝，反资的理想主义运动褪变为纯粹的内部争斗和屠杀。当初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志们，现在互相看着比看美帝，日帝，苏帝更加可憎可恶。“只有过去的同志才是真正的的敌人”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有的行动，就是为了把对立面，也就是过去的战友和同志，“击沉”或“歼灭”。

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原来应该成为律师，会计师，医师，教师或工程师的年轻人们成为了杀人狂？

日本学运的对立双方使用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很原始的武器——铁棒和木棍。这与日本的《铳刀禁止法》当然有一定关系，在日本想弄到热兵器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日本学生们使用铁棒和木棍的理由还不在于此，他们能弄到枪支，像有名的“浅间山庄事件”时学生们手里就有枪，但是他们只要有可能就更加热衷于使用铁棒和木棍。

以后可以看到，日本学生运动的对立派别之间的“互相残杀”只是大众传媒所用的字眼。当事人之间则从不用“残杀”这种字眼，用的是“击沉”和“歼灭”。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不管最后结果是否发生了死亡事件，当时冲突的双方确实在主观上没有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想法，而是出于“再教育”的目的：即让对方带着疼痛在病床上去反省自己的错误。

但是用铁棒和木棍这种几乎是最原始的工具去进行再教育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里说的容易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困难度，心理上的困难度更大。要知道用铁棒和木棍打人是能感受到被打击着的皮肤和肌肉的颤动的。也就是说日本学生运动到那时候已经是为屠杀而屠杀了。

用工具杀人，比空手赤拳容易，用武器杀人则比用工具又要简单。武器越现代化，使用者的心理负担就越少。在现代使用导弹核武器杀人，只不过按一下按钮，做一个游戏而已，不会带来任何心理负担，所以就能听到要把“西安以东中国城市全部不要了”的疯狂论调。但你要让他用手去杀人，别看他嘴上说的气壮如牛，估计他不一定能杀得下来。因为，杀人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人本来是不应该杀人的。记得法国有一所大学一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人为什么不可以杀人？》，老冰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相当有趣，相当不好回答，记得当时想了半天，后来想出了一条理由：因为人类的本能。人类的遗传因子认为人不可以杀人。为了人类种群的繁衍生存，人类必须想其他任何动物一样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种群的单体个数，被大自然和其他生物消灭的算没办法，但起码人类不应该自相屠杀。这似乎能解释的通。

但是同时，人类又是唯一会自相残杀的动物。这又该如何解释？

仔细想来，人类杀人的动机无非是四种：恐惧，仇恨，功利和正义。应该说其中前两种理由是由于负面感情的理由，因而是属于不正常思维下的行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法庭会认为大多数这种CASE是“事故”而不是犯罪，实际上被人类杀死的人类中是因为这两种原因的也确实是极少数。

但是后两种原因就不一样了。后两种是人类在很冷静的思考后的行为，不是一时的冲动，被人类杀死的人类中绝大部分是因为这两种原因，而第四种原因又远远超过第三种。

所以，人类发明的所有东西中最可怕的就是“正义”。

所有的战争，都是杀人。而所有的战争在发动者的口中全是“正义”的。

除了战争，从中世纪的“异端审判”，到现代的“种族清洗”，从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到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全部都是在“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

用正义对付政敌也还怎么都能够理解。但是用正义对付政见几乎一致的前战友，就很难理解对不对？

那些一开始是绝对纯真的学生们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呢？

国际共运史上最有争议的人可能就是托洛茨基了。这位十月革命的领袖，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功臣，曾经身为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人物，在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以后，被扣上“反革命”，“叛徒”，“分裂主义者”，“冒险盲动主义”等数不清的帽子，被迫流亡天涯，在全世界躲避着斯大林派出的共产国际特工的追杀。

共产国际宣布托洛茨基是人民公敌，于是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内反对派就除了本来就有或没有的罪名之外，肯定还有一项“托派”的罪名。人们或者积极地朝别人头上扣上“托派”的帽子，或者费劲地争辩自己不是“托派”。

其实绝大多数的场合，你死我活的双方根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何人，也分不清楚“托洛茨基主义”和某个香烟品牌的区别。但共产国际们还是乐此不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

但是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在传播，即使是在1940年斯大林派出的特工在大洋彼岸的墨西哥把托洛茨基从肉体上消灭了以后，托洛茨基的思想并没有被消灭，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在传播。第四国际，这个国际性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共产势力和反共势力的联手打击下也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势力越来越大。

托洛茨基分子一般都是特别纯净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陈独秀，刘仁静那样的纯粹的原教旨共产主义者。他们反感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民族共产主义——〉放弃世界革命——〉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这个模式，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共鸣，毕竟他们记着祖师爷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是知识分子，当然也会被托洛茨基吸引，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说句与主题无关的话，斯大林主义是回不来了，毛*泽*东主义也回不来了。但哪天托洛茨基主义突然又卷土重来老冰可不会觉得奇怪。特别是现在这个各种“原教旨主义”盛行的时代，出来个“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正好能凑满一副十三不靠。更不要说托洛茨基有从来没有执掌过政权的优势，就是说你可以批判它，但无法指责它，它没有可以给你指责的污点。

在说到日本学生运动时，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的。这个人就是在2006年6月26日刚刚去世的“革共同”（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始人，后来被“革马派”（革命马克思派）尊为“教祖”的黑田宽一。

黑田宽一出生于1927年，是一个富裕的医生的儿子。现在府中的那个“黑田医院”就是他们家经营的，他父亲为一方豪绅，出任副市长和市医师会会长。黑田宽一1948年在上旧制一高（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时因病（肾脏病和皮肤结核）中途退学，在家里疗养时开始接触哲学。他父亲看他已经病入膏肓，恐怕其不久于人世，为了尽对儿子的最后一点心意，出了15万日元巨资，帮他整理了平时的读书笔记以后自费出版，这是黑田宽一的第一本书，《黑格尔和马克思》。

那是1952年的事。

后来，由于雷米封的发明，结核病可以治疗了。黑田宽一的病情也有所缓解，写作和研究就更加活跃，到1956年，黑田宽一已经出版了四本书。另外三本是《经济学与辩证法》《社会观的探求》《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基础》。以后几乎一直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在写作和出版。

一开始是花钱请人出版。可能是嫌太麻烦的缘故，反正家里有钱，到后来干脆就自己成立了一家叫做“鼓舞”的出版社，专门出版自己的书。

由于结核杆菌侵犯到眼睛，从1954年开始黑田宽一就几乎双目失明，无法自己阅读写作，一直是由秘书读给他听，并把他的话纪录下来，整理成书。

一是由于双目失明，二来是对立面的“中核派”已经多次宣布了对他的“死刑判决”，黑田一直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看到过他，即使是自己的家人也见不到他。1968年《女性自身》杂志曾经采访过他妹妹，他妹妹回答说：“家里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是因为有病在疗养吧，但从来没有和全家在一起吃过饭。感觉好像是什么地方来的一位大叔，在家也一直带着一顶登山帽，我还一直以为他是不是秃子。后来一次在打扫院子的时候看到他没戴帽子，就那么一次，诶，头发挺多的。”

家人见不到他，同志呢？也几乎没有人见到过他。一开始的学习会上，黑田在大众面前还露过几次面，到了后来除了革马派的领导人之外谁也见不到他。他的讲演会，或是革马派的集会上全是放的录音。

黑田宽一的录音带也是很有特色的。一开始是一段探戈舞曲，接下来就是黑田所特有的抑扬顿挫特别明显，被称为“黑田节拍”的声音：“为了解散腐败堕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为了建设真正的革命先锋队，首先必须。。。。。。”，讲完以后，是一段从Radio Peking收录下来的《国际歌》，带着电波的沙沙声。

一直有人在问，现在在谁家里的书架上还能找到当年黑田宽一的探戈——讲演——国际歌的录音带，拿去拍卖肯定能买个好价钱。

出版了的书总有人会去读，读者中间总会有人和作者产生共鸣。当年黑田宽一的头几本书出版了以后，慢慢地就有人找上门去，和黑田交流，这样一人两人，结果在黑田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一开始从四个人开始的“工人大学辩证法研究会”的成员半年以后发展到了一百多人。还出了一本名叫《探求》的铅印杂志，创刊号只发行了300本，两年后超过了1000本。并且在黑田周围还出现了研究“黑田主义”的团体。

一天， 有个人找上门来，开口就对黑田说：“你具有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潜力”。

什么意思？这人是谁？

...................

这人叫太田龙，他的本名叫栗原登一，但现在知道他本名的人不多，只知道他在参加政治运动时用的这个马甲。他是在1946年就加入了日共的职业革命家，入党时只有16岁。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太田龙看到了一张油印的叫做《反逆者》的传单。

这份传单确实是够反逆的，发行者叫内田英世和内田富雄，是一对兄弟，原日共国际派的成员。这个“国际派”的名字其实非常有幽默感：那不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国际派”，而是因为当时为非主流派的其领导人，后来君临日共几十年的宫本显治主张接受来自联共，中*共的“国际批判”而得名，其意思是“主张接受国际批判的派别”。

不管是什么派，内田兄弟当初并不是日共党员，仅仅是反战分子。但不是一般的反战，这对兄弟称得上是铮铮铁骨的好汉。他们敢刀头舔血：跑到皇军近卫联队的驻地去散发反战传单，被宪兵当场抓了起来。弟弟富雄被关在以后关甲级战犯的巢鸭监狱，和日后的日共“国际派”领袖宫本显治，志贺义雄关在一起。哥哥英世则被关在代代木的陆军监狱，和日后的总理大臣吉田茂关在一起。正当特高警察准备枪毙这对兄弟的时候，麦克阿瑟带着美军来把他们解放了出来。

放出来了的内田兄弟没有跟着吉田茂去混，而是和宫本显治们一起掺和。宫本显治们一直受斯大林打压，因此内田兄弟只要是反对斯大林的都觉得亲切。从1952年开始，内田英世和他弟弟内田富雄开始接触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发行了一张油印的定期传单叫《反逆者》专门介绍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著作，而且以陈独秀的为主，因为都是亚洲人，容易看懂。

看了这张传单，太田龙得出了一条结论：“托洛茨基是正确的”。

太田龙是行动派，得出了结论以后就马上行动了起来。立即和内田英世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反逆者》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并且积极为托派招兵买马，去找黑田宽一，想法子把他也发展成托派。

就这样，1957年1月27日，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内田英世，太田龙和黑田宽一成立了一个叫做先叫“日本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后又改名为“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的小托派组织。别看一开始就这么三个人，在以后的20年中他们可是把日本给折腾得鸡犬不宁。

研究日本历史挺有趣。可能是隔得实在太近的缘故，日本有什么事，肯定会有中国人在帮忙张罗；同样中国有什么事，也肯定有日本人在帮忙掺和，这不日本人要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了，在里面穿针引线的还是一位中国人：彭述之。上过《中共党史》课的朋友可能都会记得这位铁杆托派吧，是他在这个小团体和第四国际之间交通，终于使其成为第四国际的正式成员，而不是原来那个自发的小团体了。

共产国际所属的党都有个通病，没事就喜欢在自己家乱找托派，对于找出来的托派则坚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里面的原因当然一来是出于对身处比自己强大几十倍上百倍的“阶级敌人”包围之中的不安和恐惧感，二来是对可能产生非常大破坏作用的“组织敌人”，也就是托派的由于历史原因的不信任感，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托洛茨基是一个天才的革命家和组织家，他能用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组织成果。

托派一般自己不发展组织，而是采取一种很有效的“加入战术”。就是加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然后掠为己有。

“加入战术”是一个日语名词，拿一句一段时间在中国挺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打进来，拉出去”，“混进革命队伍搞破坏”的意思，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都特别热衷于“挖托派”的原因之一。托派最喜欢加入的现存组织不需要问就是同属激进派组织的共*产*党，而且由于托派比一般共产国际所属共*产*党要更为激进，很容易引起青年人的共鸣。你看，日共由于一时疏忽，立即就让托派成了气候。

日共京都府委员会委员西京司就被这个刚刚成立没几天的托洛茨基派联盟给拉了过去，而且通过西京司所掌握的日共在关西地区的人际关系，这个“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立即在关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组织。同年年底，这个组织改名为“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革共同”。

当时日本的社会党，日共什么的属于“左翼”这点基本上没人否认。当然对日共到底是不是“左翼”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少（理由后面会讲到），但不管你是不是怀疑，起码日共不会是右翼这点总不能怀疑。这些个左翼在日本被叫做“旧左翼”，因为马上就会有大量让你眼花缭乱的大小左翼组织出现了，这些个新出现的左翼被叫做“新左翼”。而所有的“新左翼”几乎都是从这个“革共同”而来。这个“革共同”是不是很牛？

“革共同”是一个托派组织，但参加者的托派程度有不同。有像太田龙这种号称“100%的，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有像黑田宽一那样实用主义至上，哪个主义好用就剪切点哪个主义贴来用的“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这就要吵架了。

吵架的题目听起来也挺有趣：“革命中国和革命日本的共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问题”。一派说中国现在是斯大林主义者掌了权，所以这是个伪问题。你真要那么叫的话，不如干脆提出世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才叫心旷神怡呢。

另一派可不这么看。说这是“不断革命”理论的具体应用嘛。

还有一件事也要吵架。就是和苏联之间的北方领土，虐待战俘什么什么的问题。同意的理由不要说了，那不同意的理由呢：“什么苏联日本的，不都是无产阶级的共同财产吗？什么虐待战俘，不就是些军国主义分子吗？”

好，这就成天吵上了。吵吵来了就要分家了。到了1958年7月，太田龙就带了人分出去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其实吵架除了“理论上”的争论，关东人关西人之间的互相不买账也是个因素。所以太田龙分出去以后成立的组织一开始是叫做“关东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不和你们关西土财主一块干了。

这是“革共同”的第一次分裂。

分裂出去的那个组织后来改名为“日本托洛茨基同志会”，“第四国际日本委员会”。俗称“四托洛”或者“纯托洛”。还一直存续了下去，后来的少数民族爱努人解放运动就是他们主持进行的。有个挺有名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专门炸日本大企业像三菱公司什么的也是他们的亲戚。太田龙甚至被人称作“炸弹教的教祖”，怎么样，够潇洒的吧。但其实“四托洛”并不是那么激进的。和其他托派组织一样，他们采取的也是“加入战术”。但是轮到他们时日共已经提高了警惕，加入不进去，这才以社会党作为“加入”对象。社会党虽然是左翼，但不是个激进政党，所以社会党员们过激派很少，因此就是倒向了托派也不会是那种特别过激的。不如说“四托洛”在那么多数不胜数的新左翼中反而是属于比较偏右的。

会不会有人问，那么日共就那么呆头呆脑地由着这拨托派自由进出地乱玩？

其实当时的日共正自顾不暇着在呢。

有人在评论二次大战对日本社会文化思想界的影响时说过，是二次大战才正式把日本从中华文化圈中分了出去。

这句话不容易说明白，同意的反对的都会有。但是如果只从中日思想界的交流这一点来看这句话倒是千真万确的。战后两国的思想交流就停止了，双方互相思想的影响也停止了，后来中国的文革对于日本学运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更大程度上是出于战时日本人对八路军尊重的继续。与其说日本的大学生与中国文革发生共鸣，不如说是中国当时的密封性使得日本大学生们产生了对“神秘”的憧憬罢了。林彪事件和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两字立即没有人提了。

这是因为战后两国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形态和价值取向和战前相比，中日两国有了根本的区别，因此中日双方的思想交流变得没有必要了起来。那么台湾呢？台湾和日本的价值取向有其相像的地方，为什么也看不到什么思想交流呢。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日本思想界在几千年中，始终是在被动的地位，只有被别人影响，没有影响别人的能力和传统。而台湾则可以说没有思想，只是按照大陆思想的教条出些馊主意罢了，所以这两地区发生不了所谓思想的交流。

日共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注解。


日共是在中*共成立一年以后的1922年7月15日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成立的。但日共的运气没有大它一年的中*共好。两次国共合作，让中*共在自身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关头得到了修生养息的机会。而日共成立的开始就正好是昭和军阀开始抬头，整个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因此在1945年以前一直是处于非法状态之中。

世界上共*产*党不少，但最后成了气候的不多。如果不算原来东欧，北韩那种从维持会开始的共*产*党政权的话，真正共*产*党人自己把政权弄到手的也就只有苏联，中国和越南和南斯拉夫。但是第三国际把南斯拉夫开除了，这南斯拉夫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国家好像还没有结论。当年先帝爷和赫鲁晓夫打口水仗，其中有一个争点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起码人家是从秘密斗争起家的。共*产*党要掌权，一定要有个对外战争作前奏，而且还得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嘛。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起码进入上世纪以后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总教祖马*克*思的那种抛弃国家的想法，而成为了最积极的民族主义者。

日共连在这点上都没占到便宜。日本倒是经历了一场对外战争，可日本是祸害人的一方。所以日共不像别的什么共一样把手一挥，带着大家去反侵略。又能得到老百姓的尊重，那当权者还不能说什么，看着憋气也只能忍。不管是战前还是战中，日共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有几个日本老百姓能懂这“政治上正确”的玩意？在普通日本人看来，那可都是一帮“日奸”，就该被治安警察和特高警察抓去才解恨。

再者，他那“政治上正确”也只是泛泛论而已。战前日共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的理论全是从老毛子那儿批发来的，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共产国际认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被“绝对的天皇制”，“寄生的地主制”和“财阀垄断的资本主义”所统治。因此要通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来实现社会主义。

大家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没法不熟，就是那个大多在党史课上学过的《联共党史》的内容。斯大林可是认为那玩意“放之四海而皆准”，对随便哪个儿子党发的指示全是那样。

其实把那套理论里面的“天皇”改成“沙皇”，再搁回1915年的俄国去，可能大差不差。但你要放到1925年的日本，当然大差也不差但是大对也就不对了。首先日本的天皇制就不是绝对的，日本地主的寄生性比俄国的也要差的远了。所以日共的主张得不到日本人民的支援也不算不正常。

斯大林批发到中国来的那一套被中共党人作了修改。但日本人喜欢搞“拿来主义”，什么东西都先拿来用了再说，等到发现不合适了再改改。但这东西不一样，这是裤腰带上拴脑袋地干活，发现不合适了，那脑袋就不再在裤带上了。

再加上还有个关东军宪兵司令出身的东条英机当了首相，实行的是其最拿手的“宪兵政治”，所以日共的遭遇也就悲惨的可想而知了。到最后除了远走延安坚持反战的野坂参三等几个人之外，要不然像作家小林多喜二那样惨遭杀害，要不然就像德田球一，宫本显治那样一坐就是十几年的牢。

战后前期的日本政治家有个特点：坐过牢的特别多。坐牢也分两类，一类是战前战中坐特高警察的牢像吉田茂首相，另一类是战后坐美国人的牢像岸信介首相。

比如日共的总书记，1922年建党时的元勋德田球一就从1928年开始坐了18年牢，是条硬汉子吧？这连总理大臣吉田茂都不得不服，那位吉田茂也被特高警察请去喝过茶的，但就只有40天左右，麦克阿瑟来得快，把吉田茂救了出来。但就这40天已经让吉田茂觉得好生难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天那，这位德田球一居然坐过18年牢，本老爷的150倍，绝对是条好汉。

所以尽管吉田茂在反共这点上是人所共知的铁杆派，但是他对德田球一的评价却很不差：“和对其他共产主义者不一样，我对他（德田球一）不知怎么没有憎恶感。”

不知道是不是德田球一的坐牢记录让吉田茂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 本帖最后由 fzz00001 于 2007-7-30 13:32 编辑 ]

克阿瑟来了，把德田球一从牢里给放了出来。不仅放了出来，麦克阿瑟还搞“民主化”，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

一般都认为麦克阿瑟是极端反共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麦克阿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位职业军人，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不喜欢共*产*党，但一定要说和共*产*党有仇倒也不一定。再加上法国的戴高乐有句话对他特有启发：“消除共*产*党的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共*产*党合法化”。戴高乐就是那么做的，所以共产国际被打开的第一道缺口就是法共。

德田球一是个坐了十八年牢的英雄，但是甭管什么英雄也没有喜欢坐牢的业余爱好是不是？现在可以不坐牢了，麦克阿瑟还容许他们参加选举，选上了就是议员了，就发达了，谁不干？这德田球一就和从延安回来的野坂参三一起又把日共给重建了起来。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日共首次参选就得到了五个席位，德田一开心，就又规定了一条，以后不准叫“美军”或者“占领军”，得叫“世界人民解放军”。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日共还自己制定了一个《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虽然后来“世界人民解放军”反对，结果不了了之，可也是了不起的一步哇。虽然1947年“2.1大罢工”时有点不太顺利，日共领导下的“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的委员长伊井弥四郎被“米国解放军”们押到广播电台播音室，用枪指着脑袋逼着发表中止罢工的命令算是领教了麦克阿瑟大帅爷的利害。但总的来说还能凑合，到1949年的大选时，日共的议席增加到了35席。两年翻了7倍！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德田没事在算离那个“日本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几天的时候，接连出了几件大事。

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日本的形势》，开始了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路线，指责日共“容忍美帝发动战争”。你不是他们叫“世界人民解放军”吗？那是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解放了的，那算是个什么东西，帝国主义崽子？

日共当时的最可悲之处就是它还不是个独立的政党，一举一动都得听共产国际的。其实当时日共小日子过的挺滋润，他真要是像铁托那样公开举面反旗出来你共产国际还真能吃了他不成？

所以德田球一就不买账，以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读〈有关日本的形势〉有感》，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对着干。德田是日共的大英雄，所以他这边也人多势众，大家给他们起个诨名叫“所感派”。另一派就是宫本显治等主张接受“国际批判”的所谓“国际派”了。

但是啊，祸不单行，就算当时日共想破罐子破摔和共产国际翻脸也没有机会。6月25日，韩战爆发。麦克阿瑟可不管你们家里的那些破事，反正你们都姓“共”，那就是一伙的，那边在打韩战，你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纵队。日本作为美军的韩战后勤兵站基地，不搞好安定团结不行，俗话说攘外必须安内嘛。

麦克阿瑟这就和日共翻了脸，把日共领导人都剥夺了公职，实行预防式逮捕。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抓到你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是为了预防你的犯罪，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到了1952年还干脆就制定了一个《破坏活动防治法》来专门对付日共。这下野坂参三又只能远走中国了，德田球一呢，当然也不愿再坐18年牢，跟着野坂参三一起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那二位也牛不起来了（中*共也已经正式开始批判日共了），那个所谓“有感”也就收了起来。积极检讨，立功赎罪。第二年1951年召开的日共第五届全国协议会（简称“五全协”）上，采纳通过了德田球一起草的《日本共*产*党当面的要求》，采取了军事方针，走中国老大哥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虽然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那也分时间场合。当时的日本是怎么回事呢？韩战一开，日本作为了美军的后勤兵站基地，光修那些在朝鲜半岛上被志愿军打散了架的坦克大炮就忙不过来了。这一下子景气就好了起来，景气一好再要搞武装暴动就不容易了。日共组织的“山村工作队”，“中核自卫队”除了扔个把燃烧瓶，乘没人跑到派出所去打个上年纪的片警大叔之外什么都干不了，反而还搞坏了形象。52年的选举中原来的35个议席给全弄没了。

德田也郁闷，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三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主祭的是刘*少*奇，毛*泽*东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追悼会迟了两年开。

德田球一的继承者们现在叫“日本共*产*党（行动派）”，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就知道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德*田*球*一的正统继承人”。

德田球一死后，野坂参三于1955年回了日本。那时候麦克阿瑟也不在了，1953年旧金山和约签定以后，日本重新成为了独立国家，原来对日共的限制措施作为占领军的东西就自然失效。乘这机会，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也和解了。1955年7月又开了个第六届全国协议会（所谓“六全协”）来清算“五全协”的错误，重新制定一下今后的行动方针。

日共也是日本人。日本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矫枉过正，这一下修改修改行动方针可一下子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要按“六全协”的说法，以前全是“左倾盲动主义”，是乱来，是机会主义路线，从现在开始要开始正确路线。什么是正确路线呢？什么“唱歌运动”，“学习运动”，“助人为乐运动”，大家弄点钱来在公共厕所里添点免费的手纸肥皂什么的？

要说这也不错，但是那些“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怎么办呢？当初说要搞武装斗争也是中央指示，人家可是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现在不搞了，还要说上一句那是错误路线，当年被杀被捕的哥儿们就只能怨运气太差了。

这样一来，一直是绝对地被信任着的党的权威就垮了。日共这种像风车一样骨碌碌转的政策变化，一下子就使其丧失了最基本的支持群体：青年学生。

倒霉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呢。

[ 本帖最后由 fzz00001 于 2007-7-30 13:38 编辑 ]

前面讲过“日本托洛茨基者联盟”是1957年1月成立的。

1956年对于国际共运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这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第二件事是匈牙利事件。

现在的人可能不容易理解这两件事的重要性。

除了在中国的老佛爷时代以外，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非常酷的字。当时，共*产*党和革命党就是同义词，根本就没有共*产*党之外的革命党。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联共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司令部，联共总书记的斯大林则无可争辩的是所有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是和马*克*思，列宁并列的人。啊，应该说是并列的神。全世界的革命思想家们都在拼命读斯大林全集，拼命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

这时候世界革命大本营的总扛靶子赫鲁晓夫跑出来批判斯大林时，你说大家震惊不震惊？这件事和当年天皇的人间宣言有得一比，不，比天皇的人间宣言尤为震惊：天皇的人间宣言是从神降到了人。而斯大林则是从神降到了恶魔。

苏联是工人阶级的乐园，社会主义国家全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对不对？可怎么工人阶级在自己的乐园内会闹起暴动起来了？这些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怎么就一起开着坦克去打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去了？

要说明白这两件事可不容易。日共就干脆不说明了，谁愿意想明白的自己去想去。

要不怎么叫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喜欢瞎琢磨，不管什么事，不琢磨得能说服了自己是绝不甘休。
有人在想，共*产*党能够通过自我批判来解决问题；有人则想，共*产*党这个组织本身出了问题，得成立新的革命先锋队了。

有人在想，斯大林的错误是出在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上面。现在的联共所采取的集体领导体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有人则想，斯大林的错误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在于他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世界革命学说，去建设苏联这样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

有人在想，苏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祖国；有人则想，看看匈牙利的现状，苏联只是起了个社会主义的名字，和帝国主义没什么两样。再看看匈牙利暴动的原因，苏联也谈不上什么“工人阶级的祖国”。

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末困扰着全世界年轻人的三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区分了传统左翼和新左翼。日本的托洛茨基派就是从这三个问题开始复活的。

当年日共的看法是：日本虽然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质上是受美帝国主义占领的殖民地，因此首先必须把日本从美帝国主义手里解放出来，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两阶段革命论”。

因此首先必须搞“反美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哪怕用唱歌跳舞的手段也行，多争取到一个人就是胜利。至于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但是，尤其是在大学生共*产*党员中，这套理论没有多大市场。大学生们认为当时的日本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附庸国了，日本自身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地步。根据列宁的名言：“帝国主义就是垄断”，学生们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说法，说是日本已经帝国主义化了。

这就是以后在20年内一直在用的“日帝”这个名词的由来。

在大学生们看来，“广泛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只不过是一种右倾投降主义，民族排外主义的论调，必须批倒批臭。至于“和平共处”，那更是放弃世界革命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样日共就失去了控制大学生们的精神和理论力量。

1948年成立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包括了几乎日本所有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是日共领导下的最大的学生组织，其领导成员几乎全为日共党员。但是说到底这个全学联只是日共领导下的组织，并不是日共的一部分。而日共在控制全学联之外，又在各大学发展“细胞”（后来叫支部）。这种本来是用来搞公开和秘密斗争的两套班子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了两张皮。全学联逐渐地就游离于日共的思想之外了，其实那只能怪当时的日共还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日共真正独立还是在60年代末期和联共中共全部吵翻以后。

而全学联这么一个没有了精神和理论支撑的组织，一下子就会像沙滩上的大厦一样倒塌。作为“安保斗争”的序曲，看看当时正在进行的“砂川斗争”的经过就知道日共是怎么丢掉了对最拿手的学生运动的领导权的。

[ 本帖最后由 fzz00001 于 2007-7-31 08:49 编辑 ]

砂川斗争是斗个什么东西呢？

砂川几乎处于东京都正中央，是沿着五日市街道的一片东西长9公里，南北宽4公里的地带。到1963年和立川市合并为止一直被称作北多摩郡砂川町。

大正时代（上世纪20年代左右）以后，立川就被称为了“军都”。日本陆军为了“帝都防卫”的目的开始计划在立川建设飞机场。在20年代末的时候立川飞机场还是军民两用，但是随着1933年民用机向羽田机场转移以后，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扩建，到1941年日美开战前夕，立川机场已经是拥有2000米跑道的现代化军事基地了。

除了机场之外，军事相关产业和其他设施也向立川开始集中，员工3万人的大工厂，陆军少年飞行兵学校都建立在立川了。

发展的结果就是砂川越来越小。地给了立川的军事设施，人也到立川的军事设施去打工去了。到了最后，砂川的三面被立川飞机场，陆军少年兵学校和福生飞机场（现在的美军横田基地）围了起来。

所以战争中砂川村受到了美军B-29的狂轰滥炸。小小砂川村就被炸毁房屋129间，死25人，伤13人。

砂川人又不是傻子，他们知道美军干嘛来炸他们。那不是美军和他们过不去，只是因为他们的周围尽是陆军航空兵的主力。他们只是在美军割草时被捎带了的兔子而已。

战后，立川飞机场成了美军的立川基地。美军进驻立川基地的当天，就开始扩建立川基地，从1945年到1953年美军先后五次扩建了立川基地。

1950年韩战爆发，立川基地成了美军在亚洲最重要的基地。士兵武器从这里送往韩战前线，伤兵烂武器再经过这里运回来，立川的朝鲜特需景气好得惊人。

立川人吃肉，砂川人连汤都喝不到。砂川没有军需产业，朝鲜特需和他们无关不说，那飞机起飞降落还正好就从砂川人的头顶上过，每天120架次的大型运输机起降让砂川人根本就没法子过日子，所以1955年调达厅（现在叫防卫设施厅）的官僚和他们商量能不能再给出点地方让立川基地再扩扩的时候，砂川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想过安静日子是一个理由，再就是战争中当兔子当惨了，谁知道老毛子，中国人什么时候会不会也来轰炸来了？于是当天晚上就开了个会，全体一致地得出了一个结论“绝对反对基地扩建”，第二天再开一个会成立了一个“砂川町基地扩张反对同盟”的组织。三天以后，东京调达局的官员来正式通知了，可是被闻讯赶到的农民们给打了一顿赶回去了。再过三天，町议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一个“坚决反对”的动议，议员们自动成为那个“反对同盟”的“斗争委员”，还大家凑了20万日元的钱来作为行动资金，全町一致，反了他娘的。反了也不会有B-29来轰炸，不反的话什么时候图波列夫轰炸机也许就会来了。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迷糊：不是说国家要征地吗？这砂川人到底准备怎么抵抗法呢？政府把地一圈，来两个警察把你轰出去不就完了吗？

没这么简单。那地原来是私有的，现在美军要用，但美军不想当地主，所以美军不买地。现在砂川的这种情况是由日本政府买了地借给美军，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冲绳的方法，那边是日本政府从当地人手里租来了地再借给美军的。所以有时候看着冲绳人开会反对美军基地，要求美军滚蛋的新闻时挺想乐：美军一撤，首先饿死的不就是那帮地主吗？那些做过了机场什么的地还能用来种庄稼？笑话。

政府要买地，首先得测量。买了多少，跟谁买的。要不然到后来土地台帐也对不起来（日本是把全国的所有土地都登记成了册的），政府开支也上不了帐（政府不能从农民手里抢地啊），所以只要不让政府测量成，他那地就征不成了。

但是光一个町的农民们要造反是不成的，这点砂川人知道的很清楚，一定要有外援。反对党就是最好的外援。找反对党去。

应该说日共本来应该是最好的外援。50年代的当时，除了正宗帝国主义的美国和正宗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西欧日本各国的共*产*党可是不可忽视的大势力。政府可以监视，盯梢甚至逮捕他们，但你真要想干点什么总得和他们商量商量。因为信共*产*主*义的人不少，那时候人穷啊，人一穷就信共*产*主*义。别管他美国什么的是帝国主义，不相信你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降上一半看看，立即大家就一起闹共产革命给你看。估计这点没人会抬杠。

但是那时候在砂川日共就混不开。为什么，前些时候日共搞武装革命的时候，在砂川有“乡村工作队”，鼓捣大家斗地主。那些町长，议员什么的要说起来全是土豪劣绅，找谁也不会去找曾经要打倒他们的日共。那还能找谁？找社会党去。

社会党立即带着工会来支援砂川人了，这就是第一次砂川斗争，时间从1955年8月开始。政府当时的目标只是预备测量，到9月13日出动1800名头戴钢盔的警察，抓了30个人以后，预备测量完成。就是说第一次砂川斗争是彻底失败了

但砂川不肯放弃，他们还要继续反抗。不就是预备测量了吗？还有精密测量呢，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腿泥”，砂川人又去找了全学联。

全学联的那些学生们正腻味了“唱马*克*思的歌，跳列宁的舞”，没事打扫公共厕所，办知识讲座之类的活动，听说有些什么可以反对一把，那是高兴的喜从天降。立即就派出了以“和平共斗部”部长，东京大学工学部学生森田实和书记局书记，明治大学文学部学生小野弘，东京大学文学部学生小野寺正臣就去了砂川。

这位森田实现在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政治评论家，除了主持着一个“森田总合研究所”以外，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是近几年反小泉，现在反安倍的急先锋。不用说还是持偏左的思想，在现在的日本就可以算左翼了。但是他主要活动的媒体却是偏右的富士电视台，也是一种奇怪的平衡。

一般人觉得这个全学联是纯粹的政治斗争组织。特别是在第二次砂川斗争以后。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

全学联成立的宗旨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反对学费上涨，所以才能吸引来那么多学生，如果只是纯粹的政治性组织，一来吸引不了那么多人，二来被吸引过来的人不久也会离去，而反对学费上涨的宗旨最受学生的重视。事实上战后日本学生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反对学费上涨。

除此之外，全学联那时主要的活动有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活动。战后初期“反核”可是犯忌的，到底是反核还是反美？占领军可是那么琢磨的。但是1954年3月出了一件事，日本一条渔船“第五福龙丸”在比基尼岛附近受到了美国的核试验的辐射，这就在日本一下子引发了反核的高潮，1955年在广岛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反原子弹氢弹会议，第二年又在长崎开。全学联是最积极的一个团体，那个森田实就是会议的发言人。

再有就是冲绳问题了。美军占领冲绳以后，放手圈地扩建军事基地，而冲绳有不归日本政府管辖。甭说日本政府（特别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不敢管，就是出个把愣头青想管也管不到，就只有全学联们在拼命呐喊了。呐喊管呐喊，美国人根本就不理你，可能还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全学联除了郁闷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感觉。

这次是在日本国内，总没有人再能装聋作哑了吧？全学联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当时离终战也就十年，大家还都记忆犹新。那时的学运领袖们熟悉八路军的不少，里面还有正宗的八路子弟呢。当时的全学联里面有一位女同学叫吉川祐子，是在大连出生的，祐子爹从皇军转业到了八路，跟着林彪将军南征北战。祐子本人是北京大学1949年以后招被中共接受以后收的第一位日本人学生。53年全家回到了日本，祐子革命精神不减，回到日本还是干本行：八路。

根据八路的经验，要在农村革命成功，必须做到：绝对不拿农民的东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了农民东西一定要还（借东西要还）；一句话，不能给农民们添一点麻烦。全学联在动员学生时彻底强调这两条。要知道那时候最多的日子在砂川有3000学生，没有一件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不但没有犯纪律的，大家空下来帮农家子弟做做家庭教师，看个头疼脑热，下田干干农活什么的，看起来就不像日本八路，简直就是中国八路。

当时在砂川的还有社会党的工会组织“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所动员的最多时达到5000人的工会会员。但是工会会员是有工会发的津贴，每天200到300日元（那时学徒满师了每天工资是120日元）。而学生们则全是志愿的，没有一分钱的补助，就像俗话说的：“日本八路干劲大，自带饭团去打架”。全学联在街上为革命而讨饭，捐的钱来能够维持每天的从城里送人到砂川的巴士线路。巴士每天从东大的驹场出发，途经东京女大，去砂川的大学生们就在这两个地方上车，上了车再听全学联的干部讲纪律，讲形势。

到那儿以后，男生住体育馆，一个小小的体育馆塞巴塞巴能赛下500人去，再住不下了就住老乡的仓库。女生则住老乡家，男女绝对分开，这也是从中国八路那儿学来的，叫“不调戏妇女”。

测量队来了赶测量队走；警察来了和警察打。测量队和警察都没有来怎么办？帮老乡干活，当时学生中农村出身的多，干农活都是把好手。再没事了就练习和警察打架。

“练习和警察打架”那是老冰帮学生说酷话，实际上你学生怎么练也别想打过警察，其实学生们准备的是怎么被警察打。日本警察怪，讲究个“不动手”，现在你看现在日本警察和人干架还是把双手背在身后用肚子顶人，你一伸手推了他肚子，嘿，你小子袭警，妨碍公务，他就怎么干都行了。

那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警察“不动手”，但动头动脚。这“动头动脚”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日本警察戴的不是现在这样的头盔，而是钢盔。那钢盔还是原来打仗的时候皇军留下来的玩意，边缘是翘起来的，没事警察们喜欢戴着钢盔和学生们碰头玩，拿着钢盔往肉头上碰。那玩意一碰一个包，生疼生疼。学生们就只好在自己头上包起厚厚的毛巾，弄得人人都像印度人似的。这是警察的“动头”。

“动脚”又是怎么回事呢？哪个国家的警察都有打人的业余爱好，但是当时在砂川不能公开打人。因为全国的大众传媒全在那儿看着在呢，那年月战后没过去多久，传媒们正左倾着在，绝对同情学生娃子。警察不敢公开打人，只能偷偷摸摸打人。怎么打呢，叫做“过隧道”。就是警察排成几层人墙，抓到了学生以后从人墙里面推着走，像过隧道一样，最里面的警察就对着学生猛踹。这样在外面的传媒拍不到证据，学生挨了打白挨。

学生们也有对策。在裤裆里兜上厚厚的报纸，杂志，草席什么的，这样就是被踢上两脚，疼归疼，但不会受伤。好在那时候警察也不认真打人，所以被打的学生们看起来不少，但是重伤的很少。

怎么叫做警察不认真打人呢？砂川斗争是战后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事件，警察也有点吃不准该怎么办？要不要抓人？抓了人往哪儿关？这些关键问题问谁谁都不知道，警察也就自作主张了。搭起了隧道打人，打完了不能抓人，就再放。放掉的学生绕个圈又回到了对面，就这样转来转去，最多有一天过五次隧道的牛学生。

还有就是当时的警察其实挺同情农民和学生们，当时日本的工业化程度还不是那么高，大多数人还是务农为生。警察大多是农民的小二子小三子，家里没那么多地可以种，出来穿个二尺半和在哪打份农民工也差不多。所以警察对农民老乡的“不要抢我的地”这个口号特别不感冒。

后来小野弘给警察抓进去以后，警视厅的官员看到他热情极了：“还没吃饭吧，来来来，来份大排盖浇饭，吃完了再去牢房”。那小野寺正臣还更有趣，别人都被抓了，就留他一个人，小野寺觉得挺没面子，自己去警视厅质问，说为什么不逮捕他。警视厅的警察很抱歉地对他说：“对不起，倒是看见了你是现场指挥，但是拍的照片不是背面就是侧面，没有正面照，无法起诉，这次就算了。下次肯定不会忘记”。

但是真正的现场倒不是那么谈笑风生的场合。

学生们纪律学八路，作战呢，学的还是皇军。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学生和警察本来就不是能平等搏斗的。所以学生们只能采取“肉弹战术”，就是说给警察打死也要阻止测量地进行。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很有效果。因为有传媒的全力支援。





当时的几位学运领袖和以后的不同，是公众关系的天才，和传媒记者的关系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几大传媒把移动电话全借给他们使用。有人要说老冰又在胡扯了，那是1956年，有移动电话吗？有，不过不是现在这样的移动电话，也不是十几年前的“大哥大”，是战时用的无线报话机。就那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王成身上背的那种大箱子。当时日本传媒出门采访，都背个那玩意保持联系，结果到了砂川全借给了学生。





传媒的消息灵通，有点风吹草动就给学生们通风报信。赶上那时的警察们还有点傻乎乎的不会像后来那样散布假消息，因此警察还没有出动呢，什么时候出动，出动多少，走那条路什么的情报全到了学生和老乡那儿。





老乡们的作战有三种，第一种是“黄金战”，就是把要测量的地方洒满粪便，让你测量队无法下脚；第二种是“烟雾战”，就是在测量地区点起烟雾，让你看不见；第三种是“陷阱战”，就是在测量地区挖上无数陷阱，能摔你一个就摔一个，多摔坏几个你就该回家了。最后是“眼泪战”，就是妇幼老弱齐上阵，大哭大叫。





学生们知道了警察和测量队从哪儿来以后，就头上包着毛巾，裆里垫着杂志草席上哪儿去堵。赤手空拳，就是用人把警察和测量队挤回去。被警察抓去过隧道，过完了隧道继续回来挤。





到了1956年8月，没有测量的就只剩下12户了。调达厅下来通知说要在10月1日到10月16日之间完成测量。就是说政府方面眼看着就要赢了。





这边也玩命了，工会方面从19月份开始动员了5000人，学生是3000人。社会党国会议员也全体出动参加阻止测量。因此到11日为止，一直没测量成。从12日开始这次是警察玩命了，12日出动了1400名警察，13号更是2000名警察，全部配备警棍，有装甲车支援。





光13日一天的轻重伤员就达730人，被捕13人。但是测量队愣是一个测量桩都打不下去，到下午4点半，只能灰溜溜地撤退了。





这边呢？也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学生，老乡，工人们是一直唱着《国际歌》，一排一排的排起来阻挡警察，到警察撤退时，只有两三排人了，歌也唱不动了。





天黑了，天黑救了学生们。测量在晚上是无法进行的。





第二天的各报是清一色的声讨暴力警察的文章：《疯狂的警察暴力蹂躏着砂川》，《太过分了的行使实力》，《警棍如雨，警察如暴徒》。





政府也不得不在舆论面前低头了。





晚间新闻报道了调达厅决定停止15日以后的测量行动，老乡们学生们胜利了！第二次砂川斗争以政府的失败，农民的胜利而告结束。





当时的内阁总理是自民党的第一任总裁鸠山一郎。一般说来鸠山一郎是个比较右倾的政治家。1933年京都大学法律教授泷川幸辰（战后曾任京都大学校长）的学说被政府正式认定是“过激派言论”，泷川本人也被赶出校门。这件被称为“京大泷川事件”的事一直被人看作是战前镇压学生运动的开端，那时的文部大臣就是这位鸠山一郎。





战后第一次选举，鸠山一郎的自由党赢了。本来鸠山一郎应该成为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的，但麦克阿瑟想起来了“泷川事件”，不准他担任公职，这才轮到了吉田茂去风光。后来鸠山一郎又组织了民主党，和自由党对着干。但为了凑满修改宪法所需要的2/3多数，鸠山一郎又把自己的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了起来成了自由民主党，这才有了所谓“55年体制”。可以说自民党就是为了修宪而成立的，不修宪就不要自民党了。所以自民党要修宪没什么好奇怪的，那是人家的建党目的。





但是鸠山一郎的后代倒并不那么右倾。福田赳夫内阁的外相鸠山威一郎就是他儿子，中日友好条约就是在鸠山威一郎手里谈的。而前民主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则是他孙子。爷爷创立了个民主党，孙子再创立个民主党。





大约是1975年左右鸠山由纪夫首次访华面见先总理周公。鸠山由纪夫就对周公抱怨上了，说《红灯记》里的日本鬼子为什么叫“鸠山”，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吗？总理您的下命令改了他。





周公乐了，说不就是个名字吗？有什么关系。没人会以为《红灯记》里面的鸠山就是你们家的人啊。





鸠山由纪夫不干，说在日本姓“鸠山”的可不多。他认真地查过了，没有叫鸠山的在中国干过坏事，总理您得还鸠山家一个清白。这句话到可能是事实，因为鸠山家是望族，几代人全是议员。鸠山一郎的父亲鸠山和夫就做过帝国众议院议长。上前线当炮灰可能确实没他们家的事。





周公想这是哪跟哪啊，就开个玩笑应付过去。那时日本政界最右的是福田赳夫，就前些日子干过小泉的官房长官那福田康夫他爹。周公说行，要是福田他不肯签中日友好条约，咱们就把“鸠山”改成“福田”。但后来中日友好条约还是在福田赳夫手上签的，所以李玉和也就接着“赴宴斗鸠山”，而不是“赴宴斗福田”。





砂川斗争是胜利了，但是这个胜利反而惹出了麻烦。

哪儿都一样，人们在困难的时候，能够相濡以沫，互相帮助。但一旦混出来了，日子好过了，那就肯定大家谁看谁也不舒服了，要开始吵架了，甚至散伙。这种事太多了，这全学联现在就成了这样。



当时在砂川前线现场指挥的是“和平共斗部长”森田实。出头露面是他们几个人，拿句现在的话来说叫“上镜率相当高”，全国上下是个人就知道那个“森田实”。你别笑，“搞政治运动还有上镜率什么事？”，上镜率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传媒对这类事件特别关心，后来东大斗争的时候分配防守阵地的时候争得不可开交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在考虑分到的那块阵地方便不方便传媒的实况转播。传媒转播得到的阵地大家抢，传媒转播不到的阵地谁都不要。在传媒一上镜，那可是免费广告，就不用去招兵买马了，人呼噜呼噜地就全来了，搞群众运动，最重要的就是人。



可是后方支援的人呢，就上不了镜头了。当时担任后方支援的是全学联书记长高野秀夫，这位高野同学就有点心理不平衡了。不仅仅是为了比风头谁更健这一点，高野和森田实在不少方面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当时全学联的主要干部人事安排全是由日共决定的，这叫“个人服从组织”。森田等人士东大的，而高野是早稻田大学的，本来就对森田等“东大派”有点敏感。森田和高野的斗争有一个背景就是旧“帝国大学”和战后才成长起来的私立大学之间的争斗。凭良心说，森田们也确实有点看不起高野，以“后方支援很重要”为理由，就是有意无意不让高野去现场，就不让你上镜头。



但是森田当时没有看出来高野对他们有看法，或者是以为高野对他们没看法。这就出来了一个“电话事件”。这个“电话事件”确实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但是当事双方在几十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时候还是都要提，就说明这件事其实不小，或者说是后来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索。



所谓“电话事件”是怎么回事呢？砂川斗争是全学联在组织进行，所以动员了大量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支援，其中以京都来的最多。京都学生向来左倾，就是不信仰共产主义起码也是自由主义分子。砂川斗争胜利以后，前来支援的京都学生请森田去京都传经送宝，把京都的火也烧起来。森田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准备坐晚上的火车去京都。



斗争不是胜利了吗？得喝上一杯庆祝一下，这一喝就喝出了事。



几个人喝酒喝的晕晕乎乎地就在电车上睡着了，直到终点站才被人叫醒，这就误了晚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再去吧，没钱了。没钱不要紧，找有钱的高野借。森田这样想着就打了电话让高野送钱来。



高野接到电话火冒三丈。在砂川出尽了风头，现在又要去京都显派了？没有钱，没钱去什么京都？凭什么问老子来要钱，虽然都是共*产*党员，可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啊。再者说了，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一个部长就敢来要我堂堂书记长给你送钱？当老子是使唤丫头？东大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接到电话的高野就在办公室里当着大家的面骂开了。



骂归骂，钱还是送了过去，不知底细的森田还是心满意足地去了京都。可是天不佑人，在去京都的火车上森田突然发起了高烧，直接就从车站去了医院，所以那英雄报告会也就没开成，萎头萎脑地回了东京。



回到东京才发现他那“共斗部长”的官衔没了。高野秀夫乘他不在东京的时候，搞了个政变，把森田的职给撤了。



高野就那么牛，想撤谁的职就能撤？肯定有人会这样问。要说明这个问题，得把“全学联”的组织方式说一下。全学联只是一个总的常设机构，并不直接指导某个具体大学。全学联下面有六个分学联：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京都学联，简称“都学联”；以北海道大学和东北大学为中心的北海道学联，简称“道学联”；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京都府学联，以大阪大学为中心的大阪府学联和以九州大学为中心的九州学联。



仔细看看这几个分学联的中心学校就会发现这几乎就是原帝国大学的分布，各分学联的中心学校：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九州大学全是原来的帝国大学，而最后的全学联又以东京大学为领袖，这其实就是森田和高野互相看不上眼的由来。



日共有点奇怪之处就是特别看重学历，不是原帝国大学出身就别想在日共里混出头，而想当日共总扛靶子的话则必须是东大毕业，自从“国际派”成了主流派以后从宫本显治到后来的不破哲三一直到现在的日共书记长志位和夫全是东京帝国大学或者东京大学毕业。这点和日本其他政党截然不同。



任何大学的学生自治会首先得加入这六个分学联里面的一个，然后是分学联再参加“全学联”，全学联的人事安排全由日共中央“学运对策部”，简称“学对部”任命。全学联的领导全是日共党员。而分学联的领导也几乎全是日共党员，就算不是也得把你发展了，分学联的人事安排由日共的地方组织进行，像“都学联”就归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学对部进行。



所以全学联书记长要撤换谁很容易，只要有中*央学对部的同意就行了。这就叫“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但是中*央凭什么就会同意高野秀夫的意见而撤换森田们呢？



因为中*央早就看森田们不顺眼了。

这种抗议，反对，示威的行动，本来是日共最拿手的。但这次因为砂川的老乡不要日共帮着掺和而是去找了社会党。光这个日共还能吞得下那口气，日共最恼火的是自己手下的全学联也自作主张去参加了，而且非常积极。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大众传媒在报道砂川斗争时，开口就是社会党，闭口就是全学联。无意之中给人一种全学联是社会党所属的印象。砂川斗争的胜利，又使得社会党名声大振，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真正反对党”。而日共呢，付出了大量的损失，结果一点好处没有，怎不叫日共领导们愤怒。



还有一点，砂川斗争本身和当时日共采取的“和平路线”也有所不合。日共当时为了“将来的反帝斗争”，搞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是动不动就示威反对。在日共看起来，砂川斗争从思想上就是一种“左倾盲动主义”，更不要说具体的“牺牲太大”，“领导人的个人英雄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等了。日共怀疑这几人根本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您还真别说，虽然森田倒不是托派，可他那一伙人里面还真有托派。像明治大学的土屋源太郎（当过全学联书记次长和书记长）和东京大学的盐川喜信（当过全学联中央执行委员长）还真从“革共同”成立开始就是革共同成员。这就是以后他们和革共同合流的原因。



一扯起来了，就什么都扯出来了。砂川斗争胜利以后，大家喝酒庆祝这件事也成了罪行之一。一开始是为什么共*产*党员为什么和土豪劣绅一块喝酒，到后来故事就逐渐演变到了平时大家在前线玩命，森田们却在后方和地主老财们喝酒——森田们已经变质堕落了。



既然堕落了，肯定就不只是喝喝酒。有人又出来揭发说森田们还玩女人，从哪里来玩女人的钱呢？嗯，森田他们为了筹集资金在搞募捐，募捐来的钱可能就被他们去玩了女人。打这开始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堕落干部”。这是用来专指所谓“森田派”的。



这些个罪名都是“查无实据，但有传言”的东西，不能拿来直接定罪。再者即使是真的也不能往外说，“家丑不可外扬”，这玩艺一旦说了出来，日共顿时面目扫地。所以日共中央学对部就采纳了高野秀夫的意见，把以森田实为首的几个人的职先撤了再说，党内处分想再看看情况。



这边的森田实从京都回来以后，等着他是这种情况，一下子也就傻了眼。万念俱灰，就不愿再干了，乘早抽身毕业吧。这就埋下了森田实后来退出学生运动的伏线。



当时森田实他们其实都是“职业学生”。日本人办事呆板，干什么都非得要个“名正言顺”，参加学生运动就非得是学生，不是学生就不能参加学生运动。学生要毕业，这些学生运动领袖们就想方设法留级不毕业。



像明治大学法学部的土屋源太郎大学已经读了8年了，就是毕不了业，因为学分没有修满。您要是说那学校不能轰他走？不能轰，只能劝他退学，但是退了学可以复学，只要他交学费就行，交多少年都没关系。本来这是学校广开财路的手段，谁知道现在是个套儿把学校自己圈了进去——送不走这几尊瘟神。所以这位一说要毕业，把学部长和校长乐得，赶紧就把土原找了去：“听说您要毕业了？好像您还有几个学分没修满（其实哪是只有几个，差老鼻子了），这几个学分就算了，你现在就可以毕业了。毕业证书都帮您做好了，你拿去就行了。就想求您一件事——这件事可别对别人说”。怎么？那玩意坏规矩，不能到外面去说。一说大家都这么办了，那学校也就干脆改名为文凭出版社得了。



于是土屋源太郎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毕了业。手中有文凭，还是真文凭，决不是像中国现在那满马路电线杆子上做广告的那些主儿鼓捣出来的假文凭。可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名单里没他的名字。土屋太太和他同年从明治毕业，人家每年都有同学会发来的邀请出席的明信片，可土屋先生从来没有收到过那玩意——没人知道他毕了业。



但那是1959年的事，现在是1956年底。怎么打算毕业了又拖了下来呢？又有事了。



那边砂川又开始闹所谓“第三次砂川斗争”了。所以不管怎么和日共中央不对劲，森川们也不能中途当逃兵，得对得起砂川的老乡们，坚持到底才行。



这“第三次砂川斗争”是怎么回事呢？第二次斗争政府失败以后，也没想找回这个面子，已经打消了扩张基地的念头。到了1957年6月份就只想把基地里面剩下来的土地全买下来，所以得量量清楚。老乡们一听不干了，那不就是想永久地保存基地了？又闹了起来。



这次全学联是动用不上了，那已经是高野秀夫的地盘了。但是东京都学联还在森田他们手里，因为日共不愿家丑外扬，处理森田们时只在全学联的组织上做了处理，都学联没动。所以森田们就钻了这个空子。动用都学联的力量去了砂川。



7月8日那次是在基地里面测量，按说那是美军的地盘，应该由美军主管安全保卫。但是可能是因为怕惹麻烦是人类天性，东洋西洋全一样，那几天美军把岗哨全撤了，叫日本警察来管。日本警察就只好在跑道上排成几排，测量队就在他们后面测量。



学生们进不去怎么办？要说森田实也是个天才，想出了一个“臭巴巴手榴弹”的招来和警察干。找了一大堆人粪尿，和上草木灰，捏成团，再找那些棒球打得好的哥们，往警察堆里扔。那“臭巴巴手榴弹”碰上东西就碎，弄得不好正好命中警察的钢盔，“唰”的就是一身。警察受不了了，跑到基地外面来打学生，学生呢不像上次那样光是被动挨打，这次就和警察对打了起来。



警察没想到学生们会和他们对打，一下子慌了手脚，就退回了基地。学生们打红了眼，早把开始的时候定下来的“不进基地”的规矩忘到了九霄云外，脑子一热，就冲了进去，学生们往里面一冲，工会的青年工人们就也冲了进去。一下子形成了“冲击美军基地”的严重事件。



这也可能是警察的圈套，反正冲进去的人全让警察拍了下来，完了按图索骥，一个一个地抓，抓了为首的23人。



那“第三次砂川斗争”不就失败了？也不能那么说。政府的测量是完成了，但倒也不能说学生们就失败了。



为什么？

学生，老乡，工会成员不是被抓了23个人吗？这次警察要报仇了，不但不肯放人，还把这23个人送上了法庭。



谁知道东京地方裁判所（相当于中国的中级法院）判决下来，把政府给判傻了。1959年3月30 日法庭庭长伊达秋雄下达了一个被逮捕的人员“全体无罪”的判决，不仅如此，伊达厅长干脆还捎带着判决了“美军在日本驻留本身就违反日本的和平宪法”。



日本的地方法院法官中很有些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的。时不时会判个出人意外的判决出来，像福冈地裁就判决过小泉纯一郎前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违反宪法的政教分离的原则”，这次还是东京地裁又判决石原慎太郎处分升太阳旗时不起立的东京都公立学校的教职员也是“违反宪法”。



虽然“伊达判决”后来被最高裁判所（相当中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但是这个判决对鼓舞砂川老乡的斗志觉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你看，连法官中有人支持我们。所以砂川斗争斗过了50年代，斗入了60年代，最后到了1968年，美军是实在给砂川人斗烦了，服了你还不行吗？美国空军正式发表了停止立川基地的跑道延长计划的声明。一个无法延长跑道的机场是什么用没有的，所以1969年美军干脆把立川基地还给了日本。砂川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那边砂川捷报频传，这边1958年5月的全学联第11回全国大会上，森田派也开始了全面反击。日共中央学对部派了代表来出席会议，原以为和以往的大会一样，肯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散会之前再对森田的“行动第一”思想作一下批判就完了。



但是当时日共的思想落后于了形势。日共已经不是当年的秘密结社，它现在是一个公开的反对党。原来搞地下活动时的很多做法已经不能用了，比如“肃反”，“锄奸”什么的。要知道连当年在搞地下活动时的“肃反锄奸”到现在还是别人的话柄。像德田球一坐了十八年牢，出得狱来很受人尊敬。但就有人一直在给同为日共领导人的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抹黑。说他们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因此不应该释放。到后来日共也很难解释，最后为了自己的形象，只好在1992年在野坂参三100岁的时候还以“苏联间谍”的罪名给这位日共创始人来了个“开除党籍”的处分。



处于秘密结社形态的地下政党的反谍行动为什么会遭人非议不好理解是不是？这里面有日本的特殊情况，当时特高警察和宪兵不遗余力地到处抓“左倾分子”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被特高警察和宪兵杀掉的“左倾分子”倒不多。特高警察自有法子处理那些“左倾分子”：不是在打仗吗？把这些左倾分子送到海外战场去当炮灰去。所以反日共分子的这种宣传很有力：特高警察都不杀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自己人？这样做和黑手党暴力团有什么区别？



有趣的是被送上前线的那些“左倾分子”真的哗变的倒也不太听说。延安的“日本反战同盟”除了在被“征召”以前就去了延安的野坂参三们之外，基本上都是被八路俘虏的日军士兵。至于东南亚战场则是你想哗变也哗变不了：山姆大叔永远是在被你看到以前先用大炮和炸弹来和你亲近的。



所以在全学联发动批判森田实的日共中央做梦也没想到森田们会突然发动反击，一开始还只是森田派的自我辩护，辨辨来了就开始了对中央路线方针的批判，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到最后局面不可收拾，居然无视从全学联成立以来领导干部就是由日共中央指派的传统，举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委员长是东京大学的香山健一，副委员长为明治大学的小野弘和京都大学的佐野茂树，书记长为东京大学的小野寺正臣，全是砂川斗争的领导人。而高野一派则全部落选。



这叫“5.28政变”，把日共中央给弄懵了。三天后的6月1日，学对部把那些造反的学生党员喊到了党本部准备好好训斥一顿。谁知道那些无法无天的跟警察都敢对着干的学生们压根就没把这些“佐佐木官僚”（日共中央党本部在东京的佐佐木地区，所以那些不满中央的学生们称中央的那些人为“佐佐木官僚”）放在眼里，吵起来了不说。还把绀野与次郎，铃木市藏，津岛薰等三位中央领导给痛打了一顿，这叫“6.1事件”。



这下中央火了，立即宣布开除森田实，香山健一，野矢铁夫等三人党籍，小野寺，小野，土屋等人停止组织一年的处分。这一下更加激化了矛盾，你以为你是谁？被联共，中共开除党籍吓人，你个日共也敢用这玩艺来吓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做八路。不是“当”八路，而是那帮自己就扯起大旗另开张了。



这边的全学联要分裂了，那边刚分裂完一次的“革共同”（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又要分裂了，这两个分裂互有相关，先说那边吧。



前面说过，那边“革共同”里面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由太田龙领着分裂了出去，剩下的的不那么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则由西京司和黑田宽一领着在继续。但是这剩下的人又因为纯粹程度的不同而吵了起来，题目是要不要加入托洛茨基派的第四国际。西京司原来是日共京都府委员，觉得加入个国际组织不寂寞。而黑田宽一本来就不是什么很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觉得加入了第四国际不方便，与其加入什么国际组织，不如自己搞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两者这就对立了起来。



西京司是日共出身，搞组织有一套。虽然他从日共京都府联带过来的人并不多，但是掌握了革共同的大权，把黑田宽一给排挤到一边去了。那时黑田宽一非但在革共同里说不上话，就连写作也被禁止了。黑田宽一只好成天带着人办读书班学习。



但是怎么说这帮人里面也是黑田宽一的信徒多，别人就是读了黑田宽一的书才来的，来了也就是想听黑天的演说才留下来的。所以西京司想架空黑田宽一几乎不可能。本来西京司和黑田宽一就想法不同，西京司是冲着托洛茨基主义来的，而黑田宽一则是在读书中觉得托洛茨基主义也有正确的地方。所以两者的分道扬镳就是必然的了。



这是“革共同”的第二次分裂。在这次分裂中，全学联事件有相当大的影响。

“6.1事件”以后，对日共不满和失望的大学生们，尤其是东京大学的原日共“细胞”成员们于1958年12月10日自己成立了一个组织，这是个要和日共分庭抗礼的组织，而不是一般的分裂组织。一般的分裂组织都是叫某共（某某），像原来在元旦五一国庆市场能从报纸上看到的什么“印共（马列）”什么的，毫无疑问那是分裂组织。



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帮学生们要干的是自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一个不同于联共中*共日共以及任何共的共产主义政党。



“必也正名乎”，首先是名字。学生们认为当时的国际共运被斯大林们弄得变了质，首先是这个政党的名字就有问题，“COMMUNIST PARTY”是个什么东东？老祖师爷没说过那个，要干就干个原教旨的，这个名字就叫“共产主义者同盟”，什么共*产*党工人党人民革命党一律不用。就用德语“KOMMUSTISCH BUND”，简称“BUND”。



日本人不会发单个辅音音节，这个“BUND”要是让日本人来发音的话，就是“甭躲”。嘿嘿，别被那些学生们知道，知道了会给你上一课：“没文化，那是德语，不是英语。要念‘甭脱’，像英语里的‘BUNT’那样念，记住了。”



行，从现在开始，咱们也用“甭脱”。在1960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上可找不到这个“甭脱”，也找不到“共产主义同盟”“革共同”什么的。但是还是能看到蛛丝马迹的，只要你看到又在骂“托洛茨基分子破坏革命事业”了，那就是说的这帮人。



日本喜欢用外来语，一开始是咱们中华的，连汉字都一起拿了。后来是荷兰语，二战前就开始是英语了，特别二战结束，太平洋成了美国湖，他不用英语用什么？但日本学运时所使用的外来语中德语相当多。除了日本人佩服德国人，特别是高校里喜欢用德语的原因外，就是这拨“甭脱”们要强调自己的原教旨主义性。



领头的书记长是医学部三年级学生岛成郎，他原是日共东京都委员，原来日共搞武装斗争时是负责军事工作的。事务局长是经济学部四年级的生田浩二，这是位牛人。后来退出学生运动以后去美国宾州大学读博士，只花了一年半就读完了，但是后来因事故客死美国。不死的话不知道现在会怎样。甭脱的理论支柱是笔名为“姬冈玲治”的青木昌彦。



“甭脱”的领导人中，现在中国人最知道的可能就是这位青木昌彦。他退出学生运动以后，在明尼苏达大学拿了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哈佛大学当助教。后来在斯坦福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再回到日本，任京都大学教授。1993年开始是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2003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名誉教授。并且同时身为中国政府有关世界银行问题的高级顾问。



“甭脱”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20几个人。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甭脱”的成员全是全学联的领导人物，因此全学联一转眼就是“甭脱”的了。再从全学联开始，一不注意，全国都“甭脱”了。大多数学校的日共“细胞”都是全细胞转移，最邪门的是日共东京都港区委员会居然全区委集体改变门庭。



其实，投奔“甭脱”来的人里面最奇怪的一批应该是“革共同”。



革共同的西京司和黑田宽一已经不和，但是在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需要一个组织，也就是黑田宽一一直在鼓吹的“要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怎么组织法呢？全学联和日共中央的对立让革共同看到了一线希望，所以革共同就赶紧去做那些学生党员的工作。但是学生党员们根本就没有把革共同往眼皮夹。



首先，学生党员们和日共中央确实是意见不合，但也不是说学生党员们就是托派或支持托派。再者说了，学生党员们控制了全学联，那是多大的一个组织啊，一人一口吐沫也能把你革共同给淹了，没有人会放着皇上不做去当小太监的。



当时除了日共以外，大家都在很认真地讨论“谁是真命天子”。怎么看怎么好像这“真命天子”是“甭脱”了。所以革共同又祭出了托洛茨基派的传家法宝——“加入战术”。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革共同当时居然还是日共的一个小派别！日共其实也知道这个派别有点古怪，但也不去点破：就算他是托派，但是并没有像全学联的那帮愣头青们公开打反旗。只要他们还在党内，选举投票时就肯定会投日共的票而不会去投自民党的。合法政党的唯一任务就是选举，自民党是这样，日共也不能脱俗。选票万岁，干嘛赶他们出去。



但这次是革共同自己出去了，去加入“甭脱”去了。



革共同内部也是越斗越厉害，到最后终于发生了第二次分裂。黑田宽一和他的副手本多延嘉带着黑田宽一周围的“辩证法研究会”的人于1959年8月组成了“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剩下来的西京司带的人被人称为“革共同关西派”。原来关西派也在“甭脱”里面活动，但在革共同诞生前两个月的6月份不知怎么得罪了“甭脱”，被“甭脱”赶了出去。



无家可归的“革共同关西派”这时候和第一次分裂出去的太田龙们联合了起来，成为了“第四国际日本委员会”的一部分。但是合合分分，分分合合，反正没多大名声了。



那位和黑田宽一一起扯起“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大旗的本多延嘉也是个老革命，1951年在上高中时就加入了日共。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以后是日共早大细胞（共有400多人）的中心任务，他担任主编的《早稻田大学新闻》在5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有很大影响。1957年本多延嘉参加了黑田宽一的“辩证法研究会”，一直就是黑田宽一的得力助手。“革共同全国委”的机关报《前进》杂志到他死为止一直是他执笔主编。



什么时候死的？1975年3月。怎么死的？被黑田宽一一派打死的。嗯？不是说本多是黑田的得力助手吗？没错，但那是现在。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但这时候“甭脱”可了不得，看看他们书记长岛成郎对记者们说的就行了：“我们成立时就是几个被日共开除党籍的人，不到一年的功夫连我们自己都吓了一跳。”为什么？都点不清楚有多少人了，据说可能是1800多人吧。其中两成工人，八成学生。“甭脱”的三成左右是日共的脱党党员。



牛气冲天的“甭脱”这就要面对“同生共死”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