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张昀先生的事，想到要写这篇文章。因为医疗问题早逝的科学界人士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中科院数学所常务副所长龙瑞麟先生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例子。

称龙瑞麟“先生”不能体现他的真实风采，因为这“先生”两个字显得他有些老，实际上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才五十出头。龙是湖南岳阳人，英俊儒雅，精力充沛，假如他活到现在，大概还会是女孩子们崇拜的偶像。人的一生大概也很难看到几个这样风采而深沉的男子了。他是著名数学家 -- 在国际上，在中关村，该排队买大白菜的时候，他也一样要去拉板车的。

他回湖南老家，给萨爹带回来一段腊鱼，那鱼活着的时候一定极大，只一块肋排挂在墙上就有手风琴那样大。那一次以后，才知道鱼也可以腊。

数学所八十年代的平房宿舍里，周末或者傍晚经常可以看见他在门外摆个小桌作他的工作 -- 两个儿子要考学，占了家里的两个办公桌，太太是中学老师，经常要有学生来补课，堂堂数学家体贴妻儿，只好到门外搞研究了。那时候人少讲究，如果是夏天，英俊而风度极佳的龙先生就是一件跨栏背心伏案工作了。 -- 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人奇怪。

他能唱非常优美的外国歌，有的时候就和他的太太一起在房间里唱，我们在外面也能够听，很浪漫的感觉。

他是八十年代后期才搬进楼房吧，小三间一套，排队排上的，因为有两个子女，所以是三间，但因为是两个儿子，同性子女，只能是小三间，异性子女呢，就可以大三间了。一直住到去世。清廉自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分，直到今天，也没听说科学院从知识分子提拔的干部中有哪个因为贪污给抓了。

以他的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应该是长寿的类型，可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负担太重了，而给他们的关爱又太少了。钟家庆，张冬冰，哪个不是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依然挡不住一个个“英年早逝”。

龙生病应该是九十年代前期，肺癌。癌本身很难治愈，但是他的死却不完全是癌症的结果。他生病后本来应该住院，床位比较紧张，以他的地位，稍微推一下也就进去了，但是不给人添麻烦大概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秉性，所以他就没有作这一推。而既然你不推，中国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就表示你不着急没有需要，那你就等着吧。

他的肿瘤长在胸腔上部，一天忽然阻塞气管，无法呼吸。

当时龙太太已经学会急救，家中进行给氧无效，叫中关村医院的急救车，答现在车都出去了，没有，你叫出租车吧。龙太太匆忙叫出租车，同时给萨爹等朋友打电话。

等赶到最近的中关村医院，医院的大夫叫先办手续。这时龙的面孔已经变成紫色，呼吸停止，心脏停跳。

医生看了一下，听说是癌症，未采取任何措施，只是表示本院抢救不了，一个劲儿催促转院。这时候龙的心脏忽然恢复了跳动，但医生还是拒绝抢救，不肯接收，只是催着转院。

万般无奈，出租车只好赶向北医三院，路上，龙的心脏再次停跳，再次复苏，最后终于归于沉寂。

事后，医生认为龙的心脏机能非常好，且求生欲望强烈，因此能够两次恢复心跳，当时只要医生敢于承担责任，给气管下管，加压给氧，就可以挽救。但是，值班医生不敢承担责任，一味推托，耽误了抢救时间，终于回天乏术。

中关村医院当然没有责任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收治么！

家属进行了起诉，但不了了之，因为值班医生的确是“按照规章办事”，我们医院的规章对于患者应该做什么，规定得非常清楚，基本是少一分钱，差一个手续也不行，而对于医院自己的职责，就几乎没有约束。

龙先生的身体素质，癌症未必能够让他的心脏停跳，而癌症以外的因素却可以。

那一年正是发大水，萨爹回来，和萨娘相对良久，无奈，又悲愤，最后说：“这样大的雨，老天爷召他，龙要走了。”

说起数学家，萨的感觉有趣又有些亲切。

萨自小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都是数学所的，萨爹他们跟数字打了几十年交道,“数学家”不一定算得上，“数学者”大体可以算上，确实是有意思的一群人。

萨小时候对中科院数学所的工作内容全无概念，入小学老师问萨爹单位是干什么的，萨回答：“数数儿，一，二，三，四，五。。。”还要发挥一句，“数阿数，最后都数不清了。”

老师绝倒.

老数数儿对脑子肯定有不良影响，萨爹就是数的有点儿呆的一位.他为人认真严谨，且重视礼貌，对人无论贵贱一律平等相待，于是即便我这小学生的算术题，也要认认真真看过，思考半晌，然后给你正儿八经开侃。我的印象他是决不肯轻易给你个结论的 -- 等于零，或者不等于零，这是一个问题。。。审查论文的严谨使他永远先要绕到对于数的性质分析或者离散逻辑判断上面去。

于是我的数学有问题只能靠自己，如果靠他，即便我明白的，只要三分钟，准把我再绕糊涂。小时候特别怕萨爹检查数学作业，每当看到他津津有味的打开我的数学练习册，就感到头皮发麻，仿佛在白宫看见了拉登老大,这因为萨爹永远是只能发现问题，而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

后来我发现这一个院的小同伙们大体如此，虽然不少爹或者妈是数论或者分支方面的泰斗，却从来“不敢”麻烦他们给辅导数学作业。一个字 --- 累。数学所的子弟多有数学好的，那不是遗传，而是让他老爹老娘折磨得独立思维特好的原因。

有一天，萨爹来了同事，在客厅谈工作，片刻之后人家走了。恰好萨娘收拾药箱，看到一瓶药没了标签，想或许萨爹知道是治什么的，叫我去问问。我过去看见萨爹正在写东西，便问：“爸，这个叫什么？”

萨爹回头，用一种不太满意的目光看看我，愣了一下，但是依然按照他一贯的认认真真态度，彬彬有礼的回答道：“胃滋补。”

这个药名比较怪。我回去告诉萨娘，她也发呆，有这个药吗? 于是亲自去问，然后就是哄堂大笑。

原来萨爹误会，我的问题：“这个叫什么？”是听到了，而脑子在数学里，当然看不到我手中的药瓶，而是按照如下逻辑分析 --

问题： “这个叫什么？” --〉关键词：“叫”，因此，这不是一个定义问题，而是一个确认问题，按照“科学院院长叫郭沫若”进行类推，他是问人的姓名 --〉对问题整型：“这个”代表什么？对象比较模糊，但排除本房间小萨已经认识的萨爹，萨娘，萨弟，他的问题，只能是针对刚才走的同事。 --〉发散思考：这小萨关心我同事叫什么？比较奇怪，但这个和问题本身无关，属于亢余部分，可以忽略--〉判断：是否应该回答？小萨的问话很不礼貌，消极概率设定在80%，对人问题应该尽力解答，积极概率可以设定在60%，但是不回答小萨的问题会打击孩子的求知欲，回答积极概率的加权值可定位50%，计算结果，回答积极概率60% *（1+50%）=90% 〉回答消极概率 80% --〉结论：如实回答我同事的名字。

来的这位叔叔姓魏，名子楚，要是学文的，大概要加定语，修饰语，比如“这位叔叔姓魏，叫魏子楚。”，或者“这是魏子楚先生”。而学数学的脑子里只有干巴巴的数字，没有修饰的概念，于是，萨爹回答也就干巴巴：“魏子楚”。

而我听到的和理解的就是：“胃滋补”了，-- 药么，我这个逻辑不算过分。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魏子楚先生后来还真的和“胃”闹的不可开交，先是得了胃病，经过一个气功大师治疗以后，变成胃癌了，然后经过一位二百五大夫一阵子折腾，又变成胃溃疡了 -- 误诊阿。

还好是喜剧收场的。

这帮喜欢数数的家伙们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决定什么事情常常列出算式来计算一番。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计算机开始登场，萨爹希望转行，从纯数学转到计算机去，要放弃他心爱的专业，不过，从事计算机这个新兴产业，大家都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希望，特别是待遇方面，肯定要好得多。萨爹颇为踌躇，于是去和他的导师陆先生谈。陆先生反复计算，两个人运算的结果是如果萨爹搞数学，成功的概率远远高于搞计算机， -- 这个计算的确正确，直到今天，“数学家”还是个比较熟悉的名词，“计算机家”就很陌生。

但是数学家就意味着一辈子的枯燥和清贫，陆先生自己已经体会很多了,萨爹是他心爱的弟子,这道方程难道解法也和自己一个样?

最后，陆先生长叹一声，在算式的前面加了一个 “1/”，说道：“要考虑前途。”

说完，老先生已经泪水涟涟。

而整个算式的结果,就完全倒了过来。

萨爹转行了。

都说科学家细致，认真，较劲，死羊眼，其实，在生活中他们是很能凑合的人。所里，中心里各位老大的日子也和今天弟兄们在公司里差不多，该干啥干啥，该磨洋工磨洋工，该忙也忙，真要朝夕相处，就不会觉得新鲜或者他们有啥和常人不同的了，有时候他们凑合得比常人更厉害。说这个话因为兄弟，没吃过猪肉多少见过猪跑吧。

比如某一位眼镜腿断了，用线绳一绑用二十年。。。算了，小事咱不说了，咱说说大的。

多大呢？一吨以上吧。

今天，到位于外专公寓东边的中科院计算中心办事，能看到雪白的机房楼旁边一个大王八驼碑，很提档次，有文化的感觉。这玩意儿哪儿来的呢？

计算中心虽然先进，却是被圈地运动送到一片荒野上建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这是哪位老总忽发奇想弄来的。其实，这东西是原产，七十年代前期建设计算中心，修路的时候冷不丁发现乱树丛中居然有很大一块古碑，由谛屣驮着，大伙儿你瞅瞅我瞅瞅，最后头说那玩意儿不太碍事，就给保留在那儿吧。--- 别以为科学院的人有文物保护意识，当时要是想这个该给文物局送去，是因为那个玩艺儿太沉了，谁也玩不动，只好留下。领导说 --以后有条件再把它挪地方吧，“暂时”留下。这种“暂时留下”的东西在别的地方以后会找个吊车给处理掉，而科学院这帮眼镜们能凑合就凑合，施工车辆都绕着它走，结果一留就是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它反而吃香了，专门给吊到一个小丘顶上，周围都是绿地 -- 给计算中心留下了一个很优雅很独特的象征。这玩意儿是别的研究所绝对没有的东西。

能凑合就凑合的毛病，留下的不只是大王八。中关村医院对面111楼旁边有个公园，门口一条马路笔直，在尽头处忽然拐了一个弯，令人觉得十分奇怪。我们知道底细的都觉得好笑。原来施工到这里，发现旁边放着一块水泥盖板，正在路上挡着，指挥施工的就问头儿怎么办，那头是个数学家，过来看了半天，不知道这盖板下面盖的什么，也没见上面有哪个单位的标志。问了一圈找不到负责的，头儿挠头半晌，没辙了，最后还是用科学家那种典型的凑合思维下决心 -- 要不，咱们这路改改方向？

就这样，留下了一条拐弯路。

过了十几年，因为一直不知道那盖板下面是什么，归谁管，终于有一天有人好奇，把那块盖板翻了起来 -- 下面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

就是那样一块水泥板，不知道谁施工剩下扔在了那里 -- 现在说法乱扔建筑垃圾，居然害的一条路歪了十几年。。。

凑合啊。

《甲方乙方》，一部笑声中含泪的贺岁片。 那个最后的女军人的故事固然感人，而真实世界里的故事，更比电影令我感动。虽然，故事不完全一样。

这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国科学院。

丈夫是国家核试验基地的军官。

妻子是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

从结婚，丈夫就去了青海，每年回来一次，也许两年一次。

妻子生了一儿一女，没有办法，她把母亲从四川接到北京，为她看孩子，一直到孩子二十岁，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家。

丈夫和蔼，实在，因为妻子姓张，科学院的同事们就叫他“张先生”，妻子文静聪明，很能干，国家烟草局的数据库系统，就是她支持开发的。

做丈夫最后终于可以回北京了，那已经是九十年代中，而且，妻子分到了一套房子。

丈夫手很巧，能干，所有的装修和家具都自己做，我们去看，萨爹就说：“张先生何必自己做，我给你找个师傅吧。”张先生就说：“自己做的好。”他是四川人，好字总是咬成四声，念“浩”。

大家都理解他，科学院两地分居的太多了，我的父亲母亲也分居了八年，家的概念，是母亲调回北京以后才存在的。张先生的家比我们又晚了十五年。没办法，他是基地骨干，基地舍不得放，他也舍不得走，国家需要他。

可算有机会建设自己的家了！

看着他在小区里打家具，收拾装修材料，我们都觉得很替他高兴。

他们的女儿那时候到新加坡留学去了，临走前，到我们家来聊天，妻子 -- 我习惯叫她张阿姨 -- 双眼如同墨黑的深潭，那种快乐发自心底的笑。

结果就那一年，妻子查出来肝癌。

其实是有征兆的，萨爹和她一起负责国家烟草局的项目，到青岛做颐中烟草的调查，我也正好在青岛做项目，去看，谈话中她就出去呕吐，回来说胃不好。

查出来了，大夫当场就告诉她：晚期，没法治了，最多两个月。。。

大家相信吗？就这样直截了当，不当回事的说出来。这就是给科学院人员作体检的医生的素质。对这样的医生我想来依然痛恨，然而这是真实的事情。

以后的两个月，他们跑遍了武汉，四川，东北。。。

那医生虽然没有医德，却说得很准。

深秋里，忽然有朋友来告诉萨爹，说张阿姨不行了。

我们就赶紧去医院看，萨爹和她是三十多年的老搭档了。

走到医院楼梯拐角，看到一个泣不成声的小老头蜷曲在那里，大概有亲人去世了，更增加了悲哀的感觉。

我们走上楼梯，迎面就看到她的儿子，我幼年的朋友，满面泪痕而来，我们明白了，她，已经走了。

尔后，令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场面是。

我的朋友走向那个蜷曲的小老头，叫：“爸...”

这个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因为我曾经从他的面前走过，再想不到那就是平日里腰板笔挺，英俊豪迈，军人风度十足的“张先生”！！！ 我第一次明白悲痛，竟然可以把人变化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和他本人判若两人。“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她怎么就不等等我哟。。。”

他不断的重复这几句话。在医院走廊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三十年穿军装的汉子，发出那种从心底里出来的男人的痛断肝肠的哭。。。

我的朋友抱住他的爸爸，用力的抱紧他。

“张先生”转回头来看他：“你知道你妈妈有多么苦，多么苦。。。生你的时候，”他的口张得大大的，我以为他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但是他忽然更猛烈的爆发了：“你爸爸还在大青海里哟。。。”

他抱紧自己的儿子，像一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朋友就出生在1967年，那一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

[这是一段真实的回忆，这位英年早逝的妻子，就是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张冬冰研究员，我曾经在陈景润一文中提到她，象她这样中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科学院很多。使用她的真实名字，希望所有人记住这些平凡的，为了我们的国家耗尽了生命的人，而这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细节，我都可以保证它的真实，从那一次，我才感到，作为一个军人，生活可以是多么的沉重，他们为国家所做的，和他们对家庭的歉疚，又可以是怎样的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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